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苏

　　对于被告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张苏也特别提出来强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没有给予被告及其辩护人充分辩护的机会，只打一面官司。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在开庭前三天，应当把起诉书副本送给被告，使其有所准备。开庭时，必须依法宣布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被告的辩护，不管有理无理，都要让他讲出来。辩护有理的应该加以研究、查对，起诉全部错了，应该全部撤销，部分错了应该部分撤销，辩护无理的，应该拿出真凭实据逐条驳斥，使其低头认罪。同时，也要注意听取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做好出庭工作。”

　　随后，在高检院的统一安排下，张苏具体负责组织布置各地进行典型试验，总结试点经验。据当时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的统计，到1964年5月底为止，共进行试点1923个，依靠群众处理各类犯罪分子14914名。各级检察机关经过试点，培训了干部，积累了经验，制定了办法，到1964年下半年，依靠群众处理案件的工作已经普遍推开。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说理斗争，促使犯罪分子认罪悔罪接受改造，这是当时依靠群众办案的中心内容。一般是通过说理斗争会的方式来进行，包括以下几项活动:(1)犯罪分子检讨认罪，表示悔改，提出不再犯法的保证;(2)群众进行说理批评，结合进行忆苦思甜，犯罪分子的家属也可以发言;(3)基层干部代表群众提出要求宽大处理的意见，并承担帮助改造的责任;(4)政法部门宣布宽大处理，落实帮助改造的组织和措施。

　　依靠群众办理的案件，质量到底怎么样呢?当时的一组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据河北、江西、河南、四川、黑龙江、湖南、山东7个省检察院统计，在一年中依靠群众查对事实证据的20249件案件中，补充或否定部分犯罪事实的占30%，改变原定性质的占5%，防止冤错案件575件。贵州省在依靠群众办理的3508件案件中，发现新的犯罪线索376起，挖出同案犯和其他犯罪分子118名，纠正冤错案89起。

　　依靠群众就地监督改造犯罪分子，也收到了好的效果。据当时四川、河北、上海检察机关对就地改造的447名犯罪分子的考察，表现好的或较好的占84.6%。

　　正如《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一书中评论的那样:“实践证明，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实践的效果是良好的，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要求。1964年全国逮捕人犯98971名，1965年逮捕人犯62294名，比1964年下降37.1%。在捕人减少的情况下，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这说明要巩固社会治安秩序不在于多捕人，而在于实行正确的政策，并把政策交给广大群众去执行。”

　　(二)接访，下访，平反冤假错案

　　黄金时间总是那么短暂。正当张苏以高昂的激情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的检察事业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和许多法律工作者一样，张苏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1966年8月至1978年2月，张苏被关押审查长达11年。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为张苏彻底平反，推翻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检察机关重建后，张苏继续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经历十年浩劫之后，他已77岁高龄。但他的工作热情仍不减当年，积极投入到检察机关的重建工作中。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办公以后，每天有许多人上访，同时还收到了大量的人民来信。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高检院党组决定集中力量狠抓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并且确定集中高检院的大部分干部力量投入这项工作，由张苏副检察长统一领导。

　　领受这一重要任务后，张苏首先向全体干部作了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贯彻中央指示、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强调工作中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提出对信访的处理意见要明确具体，不能模棱两可，软弱无力，不能不负责任地照抄照转。

　　除了亲自接待来访外，张苏还带队到一线去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一件案子是:杨某被捕前是河北师范大学的学生。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写了一些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些批判是对的，有些批判是错的。同时他认为国内已不能学出成就，要去国外求学，走到广东省东莞时被抓捕。1967年12月，他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家属不服，申诉到党中央，最后惊动了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