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张苏

　　“张苏同志的这个看法，真正抓住了法制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干部的守法问题。实践证明张苏同志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王桂五如是评价。

　　对于身边的干部，张苏要求很严，尤其对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当他发现有的干部放松本职工作，而致力于个人爱好时，便及时指出首先要尽自己的“本分”，完成工作任务，“行有余力”，再从事个人的研究、写作和其他活动，而不能轻重倒置。

　　在王桂五的记忆中，张苏仅有一次对干部提出过表扬。“对于干部的工作，张苏同志从不进行‘廉价’的表扬，以换取干部的好感。在他主持研究室工作期间，仅仅做过一次表扬，就是1981年第3期《人民检察》的社论《认真重视农村的治安问题》，他认为这篇评论写得很及时，对农村治安情况的分析和意见也是正确的。”

　　对于工作，张苏十分严格，对于为官做人，张苏就更严格了。

　　张苏的父亲张善臣，1937年就参加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救国会;1939年受边区政府委托，组建晋察冀边区银行;1944年到了延安，任陕甘宁边区银行出纳主任;1947年10月随军撤到灵丘县，曾担任灵丘县县长。他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任劳任怨，吃苦在前，勇挑重担，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在延安时，逢年过节，周恩来经常请张善臣老人到家里做客，称他为“张老伯”。

　　张苏担任察哈尔省主席时，省委考虑安排张善臣老人到省政协或省银行任职，均被张苏以“我当省主席，有些事情不好办”为由拒绝了。理解儿子的父亲，为了生活，只好开了个“益立号布店”，以谋生计。张苏父子“儿当主席父卖布”的事在察哈尔省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张苏的亲人迁居北京，周总理知道张善臣这个老革命还没有工作时，嘱咐相关人员给老人安排工作，张苏还一再坚持不要安排职务高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苏长期在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以及他的亲属中不断有人来信或来人求他办事，如子女上学、安排工作、请调进京等等。对这些要求，不论是谁，他的原则是:“各有各的组织，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来者所提的要求，我办不了，也不能办。”并告诉秘书:“不管谁来找我还是来信，一律照此答复。”

　　不以权谋私，是张苏一直坚守的原则。但张苏对于这个原则的坚持，有时候连秘书都“看不过去了”。田进禄就记得这样一件事。

　　20世纪50年代，张苏在全国人大担任重要职务，妻子齐淑容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两人的工作地点离得非常近，但张苏从没有让自己的妻子搭过自己单位的“顺风车”。一天下大雨，秘书和司机都请示张老:下雨了，路不好走，是不是顺路去把齐老接一下。但张苏硬是没有同意:“各有各的组织，这不是私家车，不能用来办自己的私事。”

　　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张苏把自己绝大部分的收入交给党做活动经费，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在抗日战争中，身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的张苏，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呕心沥血，使边区军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他自己却没有过冬的大衣。后来，还是聂荣臻送给他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但是这件大衣也没穿多久，他又送给了别人。解放后，生活改善了，但他艰苦朴素的本色没变。

　　他从事地下工作时，中共北方局的一部秘密电台经他手隐藏在一位世交张老先生家，老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党的电台。解放后，张苏念念不忘老人的功劳，时常几十元或数百元地周济他。有人建议将情况反映给北京市委，由有关部门给这位老先生补助。张苏却说:“不要增加国家的负担。”

　　1985年检察机关统一着装，高检院考虑到张苏长期从事检察工作，是高检院的老领导，虽然已经离开了现职，但还是准备给他做一套检察服。一来必要时可以穿用，二来留个纪念。但张苏表示坚决不要。他说:“检察机关统一着装是国家批准的，是为了工作需要，我现在不做检察工作了，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做了是个浪费，我们不应当多花国家一分钱。”

　　“在生活待遇上，他从来也想不起自己。”他的第三任秘书孙振镛还记得这位老领导的“抠门”:“张老家里的一架老式电话机，早已落后‘形势’了，还经常错线，但他也不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