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检事业开拓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五、风雨飘摇岁月(一)“我不同意合署办公”

　　黄火星一直非常关心检察干部配备和检察队伍建设情况。

　　1964年6月，在与江苏省委政法组领导的谈话中，他充分肯定了江苏检察队伍。谈到干部编制问题时，他说:“从江苏检察机关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分院一级，不增加一些人，工作有困难。省检察院和少数县院也需要适当增加一点。”

　　作为高检院领导，黄火星对“公检法”合署办公、检察机关“取消风”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阻止。1964年12月1日到15日，吉林省检察院召开分、市、县检察长会议。在会上，浑江市检察院反映:上个月中旬当地开展机关革命化中，市直机关20多个单位均要成立联合办公室，政法算第一办公室。同时，海龙县、辉南县、靖宇县都有类似情况。就此，吉林省

　　检察院专门向高检院请示如何办，黄火星在12月16日签署明确意见:“我不同意合署办公，应该三家分工各负其责。”

　　(二)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文革”初期，高检院受到冲击。黄火星和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飞来横祸。一次，造反派围着黄火星，逼他交出档案室钥匙(当时高检院档案室两把钥匙分别由张鼎丞和黄火星保管)。黄火星坚定而又气愤地说:“这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我个人没有权力把钥匙交给你们。”造反派恼羞成怒，猛力将黄火星从二楼楼梯上推了下去，黄火星摔伤了腰部。

　　196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军管，进驻军代表。当年年底，高检院被撤销，只留少数人成立留守处。1969年年初，身患严重糖尿病的黄火星和高检院机关干部一起，被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干校从选点、择地到基建，都是在他的组织下完成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积劳成疾，身体一天天消瘦，时常出现便血、腹泻，糖尿病血糖高达三个“十”号，但当地医生却认为他是患了肠炎，从而耽误了治疗。

　　直到1970年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回京治疗。4月，在启程回京时，他不顾自己病重，仍然惦记着同遭厄运的张鼎丞检察长，特意从湖北绕道广东去看望张鼎丞。张老夫妇看到日渐消瘦的黄火星，十分难过。两位老战友促膝长谈，他们对法制被粗暴地践踏，公检法机关被无理撤销而感到愤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深深担忧……

　　(三)周恩来高度评价黄火星

　　黄火星回京后，前往北京医院检查。当时医院也是“派仗不停”，敷衍治疗。病情拖延3个月后，才确定为“结肠癌”，但肿瘤扩散已到晚期。这时医院才同意黄火星住院治疗。

　　周恩来总理得知黄火星患病后，给予深切的关注，及时指示成立医疗小组，指定几位医学专家负责治疗。这让身患重病的黄火星深受鼓舞。他拿起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早日康复，更好地为党工作，报答党的恩情和总理的亲切关怀。

　　1970年8月，医院为黄火星动了手术，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他非常高兴。1971年年初，他回到家中与家人欢度春节。但不久，他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不得不回到医院。4月下旬，黄火星的病情急剧恶化。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把自己置之度外，仍然想着如何加强人民检察工作，如何健全我国的民主与法制。

　　4月27日上午11时，黄火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浴血奋斗了40多年的党的忠诚儿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4月29日，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告别仪式，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群众代表、生前战友及亲属参加了告别仪式。

　　新华社4月29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同志逝世》的讣告，4月30日的《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刊登了新华社通稿。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黄火星同志一生的评价是:“黄火星同志一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2009年4月25日召开的黄火星同志百岁诞辰纪念大会，对黄火星的一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缅怀他41年的革命生涯，应当说，黄火星同志的一生是实事求是、正直谦逊的一生;是淡泊名利、公而忘我的一生;是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一生;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一生;是呕心沥血、无怨无悔的一生。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忠实于他所投身的革命事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无愧为中国共产党模范党员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