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检事业开拓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兼军事检察院检察长黄火星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三)善于“解剖麻雀”

　　作为高检院领导，黄火星工作作风深入细致，经常去各地搞调研“解剖麻雀”，及时发现总结各地检察工作的经验做法，及时纠正地方检察机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地方检察院开展检察工作。他一直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他说:“检察干部，尤其领导干部，应该走出机关，面向基层，深入连队，到边防、海岛、值班分散的，以及先进和较差的单位去蹲点。”

　　1964年4月，他到上海调研，并与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林道生座谈，着重强调了“要注意打击现行”问题:“最近，中央政法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要注意抓一下治安问题，凡按照政策，罪该逮捕的现行犯要及时批捕;可以不捕的，一定要依靠群众做好落实工作，真正解决问题。不要既不捕，又不去做工作。”

　　当时，上海市检察院计划有重点地复查一下去年(1963年)办的强奸案件，黄火星专门谈到了案件复查问题:“在复查中，要按照当时的政策标准复查，不能以现在的政策精神去复查过去处理的案子。”

　　1964年6月，黄火星到江苏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工作，了解了很多基层检察院的具体情况，掌握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就调研中的有关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和省检察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

　　在与省委政法组领导的谈话中，黄火星对江苏检察机关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当时，江苏各级检察机关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积极认真地进行了依靠群众处理案件的试验。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也具体指出来:宝应县一个盗窃分子，在安排他的生活时，照顾过分，群众一般每天吃粮七两半，却给他一斤半。公社还给他一床被子、一套棉衣。黄火星特别指出:“对有些不捕、不起诉的犯罪分子，生活上确有困难的，作必要的安置是需要的，这样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但是不能过分，特别是不能高于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

　　对于各地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请示、报告等，黄火星及时作出批示，并安排有关部门及时办理答复。1964年3月9日，北京市检察院电话请示:中央机关“五反”运动中需要法办的贪污案件，由北京市检察院直接办理，还是高检院办理?高检院三厅拟定的答复意见是:由北京市检察院直接办理，其中重大案件遇到困难时，高检院可以协助。对此，黄火星批示:“同意三厅提出的意见。”他还把“其中重大案件遇到困难时，高检院可以协助”的“可以”改成了“主动”。

　　为什么要北京市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呢?当时研究的意见认为:第一，根据刑事诉讼法草案有关刑事案件管辖范围规定的精神，一般刑事案件都由发案地区司法机关办理;第二，平时中央机关发生的需要法办的贪污案件是由北京市检察院办理的;第三，这类案件由北京市检察院受理，便于直接向地方法院起诉;第四，据了解，中央机关移送北京市检察院“五反”运动中需要逮捕的案件，事先是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审查过的。

　　黄火星的批示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签署意见时，黄火星签下姓名、日期后，随手在日期下面写下“晚七时半”几个字。这可能是他的签字习惯，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黄火星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加班加点。

　　1964年1月31日上午，黄火星出席全国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在军检组会议上，他就军事检察工作如何贯彻中央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制服改造敌人的方针，及做好1964年全军检察工作讲了话，其中重点部署了要切实做好的几项检察业务工作。

　　1965年8月，组织上批准黄火星退出现役，免去兼任的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以便让他集中精力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当时高检院检察长张鼎丞身体不太好，黄火星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主持高检院的工作上。

　　为贯彻中央精兵简政的方针，1965年9月6日，高检院发出《关于修改检察工作统计报表的通知》。黄火星在审定报表最后方案时，表示“同意此修改检察工作统计报表通知。今后，从今年第四季度，按此通知填报(前报表作废)”。新修改的报表包括《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工作情况月报表》、《劳改检察办案情况季报表》等。从这些报表中，可以大致窥见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之前，检察工作和各项检察业务开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