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之后，并没有因此造就宪政时代，相反，宪政理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宪政时代戛然而止。在没有正式宪法的时候，宪政主义尚能占据政治层面的核心地位，宪法颁布之前民国被认为是有共和而无宪法，宪法颁布之后又被诟为有宪法而无宪政。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大革命铺开，中国政治层面上宪政的中心地位逐步被党政所替代，宪法作为民国初年最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渐至消亡。

　　四、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表现出的铮铮铁骨

　　(一)三尺讲台成抗日宣讲地

　　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北洋军阀及其附属政治势力被消灭和瓦解，国民党宣称“完成北伐”，“国家统一”。1923年起，蓝公武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蓝公武退出政坛，中止了报人和政论写作生涯，他脱去西装革履，“布衣素食”，“淡泊明志”。有人说他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上课之余，他潜心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从此不问政治。

　　虽然经济收入大大减少，但过去的积蓄和教授的薪金也还能维持小康生活。这段时期，他除了在家教育子女，就是翻译。蓝公武所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康德“三大批判”原著深奥难懂(其他两大批判为《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蓝公武译自英文本，用文言文翻译，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学者从德文版进行新译，在此之前蓝公武所译《纯粹理性批判》是国内对于康德研究的唯一译本。2009年9月，由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国出版科研所联合策划的“新中国6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名单出炉，其中《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蓝公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名列其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教育事业遭到空前打击。天津南开大学被日寇夷为废墟。北平高校大多南迁，名流学者纷纷南下，数万师生流亡后方。由于私立的中国大学没有南迁的力量，蓝公武也没有经济力量把十二口之家迁出北平。这件事使他愁苦不堪，只好听天由命。

　　此时，不少学校的校园沦为日寇兵营，北京大学文学院所在地——沙滩红楼也长期被日本宪兵队霸占。正所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只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以其特殊身份，尚在凄风苦雨中抗争，在一段时间内未受日伪控制。校内的爱国师生云集，抗日活动也很活跃，在华北沦陷区时时发出抗日的声音。

　　日本宪兵队当然不会对抗日活动作壁上观，经常寻机逮捕有抗日思想和行动的华北爱国师生。邓之诚、张东荪、洪煨莲、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都多次被抓。尤其是蓝公武教授，曾七次被日本宪兵队“请”去。

　　(二)在日本宪兵队周旋

　　194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日本宪兵队突然越墙闯进蓝公武的宅院。蓝公武像早有准备一样，从容镇静地穿好衣服。他被戴上手铐，蓝铁年和蓝文瑞兄弟也同时被捕。父子三人被关进设在沙滩原北大红楼的日本特务总部的地下室里。

　　审讯时，问他为什么反日，他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日本人侵略我的祖国，占领我国土地，欺凌中国人民，我当然反对你们。”日本人问他，你的地下组织在哪里?都有谁?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蓝公武说，我只是中国人的一分子，没参加共产党或国民党，更没有地下组织。日本人对他用了最残酷的肉刑，除了拷打之外，还给他灌凉水，把肚子灌很大，然后再用脚把水踩出来，用烟火烧他的脸，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这些都没能使他软下来。

　　一次，日本人又审问他，翻译感到不耐烦了，把蓝公武的回答故意翻译成低头认罪的话，蓝公武听后就暴跳起来，用日语骂他“混账”，问他为什么故意歪曲自己的意思。日本宪兵大佐听他说起流利的日语非常吃惊，马上请蓝公武坐下，这才知道蓝公武是东京帝大毕业生。这个日本宪兵大佐的老师也是帝大的毕业生，因而对蓝公武表示尊敬。由于东京帝国大学的履历，宪兵们又抓不着真凭实据，因此蓝公武每次被抓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出狱。

　　蓝公武每次出狱都不改初衷，继续从事抗日宣传。他多次对学生讲:“进了宪兵队，千万不要屈服，要和他们进行斗争。”他又说:“我会说日本话，但在外边我就是不说。只有在敌人宪兵队里，我用日本话向他们讲日本必败。敌人劝我不要讲，我问他们:‘你们日本人爱日本不爱?既然许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就许我中国人爱中国!我要讲下去。’敌人对我没办法。”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