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不久，袁世凯又一次召见了他，宣布任命他为总统府参议，给他5000元大洋，资送他去德国考察政教，许诺回国时予以重用。某种意义上是让这个危险人物赶快离开，以免滋事。

　　蓝公武于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国留学。他从东北满洲里出国，经俄国去德国。这次出国他的心境是很复杂的。他有时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怀有少年得志的自豪，同时又觉得自己追求民主宪政的理想破灭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内疚。到德国以后，他仍然热心学习自己所喜爱的哲学。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到处都有一股铁血的味道。因而当他收到长子出生的电报时，立即回电，给儿子起了个“铁年”(意为铁血之年)的名字。

　　(四)护国反对帝制

　　蓝公武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回了国，此时日本已经借口对德宣战，占领了我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并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的活动，登基称帝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蓝公武回国不久，即写就驳斥袁世凯尊孔复古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一文，1915年1月发表在由梁启超担任撰述(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给了袁世凯当头一棒。

　　这篇文章较早地打出了反对尊孔复古的旗帜，深刻地指出了尊孔和复辟的联系，及时地揭露了袁世凯称帝的阴谋。它文锋犀利，痛快淋漓，脍炙人口，引起了思想界强烈的反响，因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的大学还把它选进语文课本，做学生阅读的范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15年袁世凯借口民智未开积极复辟帝制，这同时遭到梁启超及其弟子蓝公武等人的坚决反对。梁启超等反袁是不得已而为之，梁启超本与袁世凯在一条船上，但袁氏称帝完全不符合梁的立宪主张，为此梁启超写信苦劝袁世凯:“不要以千金之躯，当众矢之鹄，舍盘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还于1915年9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政坛为之震撼，影响遍及全国。

　　但袁氏执迷不悟，梁启超只得抛开袁氏，利用其弟子蔡锷在云南的势力，率进步党联络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同年11月梁启超弟子蔡锷潜出北京，前往云南组织护国军。12月梁启超偕蓝公武等6名弟子秘密离开北京赴上海，准备向云南进发。他们到上海后，得知蔡锷到云南后与他的后任唐继尧发生龃龉，组织护国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梁启超便在上海运筹帷幄，调整战略，蓝公武也参与其间。他们先到广西劝说陆荣廷都督独立，后又到广东逼迫龙济光都督独立，一路险象环生。

　　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写道:三月四日午前十时，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发上海，从者汤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柳隅，并吾与唐伯珊都七人。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

　　旅途艰险，随时有生命危险。有时情况紧急，便分头行动，蓝公武始终没离开梁启超，可以说为护国运动出过大力。

　　蓝公武到上海后不久，就收到别人转来的袁克定(袁世凯的儿子)的礼物和书信。信上责问蓝公武:“今上(指袁世凯)待君不薄，何骤然离去?”他希望蓝公武回到北京，支持复辟帝制事业，并答应委以重任，遭到蓝公武的断然拒绝，蓝因而成为坚决反对复辟帝制的著名人士。按说，袁世凯有恩于蓝公武，他应该知恩图报。蓝公武拒绝军国政府收买的举动，表明了他坚持民主信念的立场。

　　1916年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旧国会得到恢复。梁启超等人回到北京，把进步党改组成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蓝公武仍是它的重要成员，并于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国民公报》在蓝公武主持下，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宣传新思潮，鼓动群众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成员。

　　二、五四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一)在报刊连发“崇论宏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蓝公武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1918年11月13日，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世界大革命》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作了正面的评论，成为中国较早报道和以同情态度评论十月革命的文章之一。1919年4月11日至5月10日，蓝公武于《国民公报》连续发表15篇专论——《俄国过激派Bolsheviki之研究》。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