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此时的蓝公武勤奋能干，才思敏捷，可谓年轻有为，他采写的政治新闻简练而活泼，使《国民公报》大为增色，以至于徐佛苏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这位有“中国三少年”之一美誉的蓝公武，时年蓝公武28岁。婚礼由梁启超主持，参加婚礼的“来客将近千人”，蓝徐婚礼可谓“极一时之盛”(这段婚姻没有维持到最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人们企盼一个民主共和的社会。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清帝退位后，民国成立，初步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北洋军阀、黎元洪三方的鼎足之势。北洋军阀袁世凯为利用梁启超的声望(彼时仍在日本)，于1911年11月16日任命梁为内阁司法副大臣，梁虽未接受，但与袁已有函电往来，表明联袁意向，梁很清楚，自己并无单独扮演主角的实力，只有与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旧军阀也就是实力派合作，才有可能主导历史进程。

　　12月19日，蓝公武致信梁启超:“推测其意，(袁世凯)所以仰望二先生(指康梁)，一欲借二先生以搜罗人才，挽回言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裔，整理财政。”袁世凯对康有为，“颇惧南海先生，未来权在其上，故尚踌躇未决”。对梁启超则“深愿其归国，且有副大臣不愿，则以大臣与之之说”。蓝公武的分析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袁世凯还经过李家驹向蓝公武传达联络康梁、资助经费之意。

　　(三)与袁世凯的是非恩怨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掌握实权后，千方百计胁迫国会改变《临时约法》关于内阁责任制的规定，以图扩大总统权限，伺机复辟帝制。蓝公武在看穿了袁世凯复辟的企图后，在《庸言》(1912年12月由梁启超等人在天津创办，并担任主笔，蓝公武为本刊主要撰稿人)上发表《大总统之地位及权限》长篇文章，批评袁世凯的政治阴谋。文章系统考察和论述了当时世界各国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总统权限，结合中国刚刚结束清朝帝制的具体情况，认定同临时约法相似的法国式的、以总统虚位为特点的内阁负责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大总统专权”或“帝制自为”的危险，否则“欲改行总统制，则后祸不可胜言”。

　　袁世凯上台伊始，鉴于梁启超对统一、共和、民主三党有绝对影响力，遂极力想促成梁将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而梁启超等也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几次提出“拥袁”政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袁世凯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梁启超的活动经费，力促其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

　　1913年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举行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梁启超在分得大借款的一点残羹冷炙之后，“闻者色喜”。而蓝公武却在《庸言》上著文《论大借款》，指出:“盖大借款鸩也。饮鸩以医疾，则疾未医而人已毙矣!”同时表明:“我之反对大借款非反对其事也，实反对以今日之政治，以今日之财政而欲大借款耳。”“故我尝谓大借款不成，中国以财政困难，时局或有革新之望;若一旦借款告成，则中国从此沉沦于腐败之中，而亡无日矣!”他指责:“今日望借款之成者，无非欲分其余耳?”蓝公武的这篇政论文章同袁世凯大唱反调，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袁世凯十分尴尬。

　　191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蓝公武正在国民公报报馆排版间挥汗如雨地工作，突然一群暴徒闯了进来，一进门就大打出手，叫喊着要蓝公武出来算账。年轻气盛的蓝公武站起来要同他们论理，徐佛苏赶紧上去把他推走，说:“去!去!你个伙计懂得什么?快去给各位大爷沏茶!”这伙暴徒一点也没看出这个穿着背心的年轻人就是蓝公武，竟在眼皮底下把人放走了。他们找不到蓝公武，就把报馆乱砸一通，呼啸而去。

　　事后，徐佛苏去找袁世凯说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推说不知此事，还把京师警察厅的人找来大骂一通“失职”，下令以后要好好保护报馆，并答应给《国民公报》拨款1.7万元补偿损失。为了对蓝公武“恩威共济”，“引为己用”，事后不久，袁就传谕接见蓝公武。见面后，袁世凯向蓝公武讲了一通“艰难为国”的“苦衷”，勉励蓝公武“体国公忠，前途无量”，还请他为自己赏识的世界强人威廉、大彼得、明治三人撰写传记，供他参考。蓝公武为大总统“礼贤下士”的态度所感动，承诺了袁世凯交给的写书任务。蓝公武从此身价百倍，砸国民公报报馆事件不到一个月，刚诞生的国民参议会的名单上就出现了蓝公武的名字，是袁世凯亲自指令江苏省督军李纯“选举”蓝公武当选参议员。他的月薪一下子也增加到400元。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