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年初，未满17岁的少年高文敏(延安时改名为高克林)离开陕西华县老家，投身革命。2001年，家人把他的骨灰安葬在渭华起义纪念塔的脚下，在外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家。

　　95年，走过漫长的岁月，他经历了旧中国的黑暗，穿过了枪林弹雨，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并亲自指挥了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但也未能在十年动乱中幸免于难。在那期间，他被“四人帮”诬陷为叛徒，关押在西安的一个特殊监狱里，他受审查、挨批斗，家庭生活飞来横祸，他的身体完全垮掉了。恢复工作后，他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内设的法制委员会第一批成员，硬撑着完成了民事诉讼立法工作后，他的大脑开始萎缩。从生活自理，到半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再到毫无意识靠插管维持生命，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痛苦不堪。

　　他去世后，有人在网上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常常给他献花。几经打听，才知馆主是他养女的儿子。他养女的亲生父亲，就是他的警卫员。

　　他和警卫员关系很亲近。戎马生涯当中，跟着他的警卫员很多都牺牲了。每一次把部队整编后，他离开，身后也只跟着自己的警卫员。参加革命70多年，只要是党说让干什么，去哪里，他都没说过二话。无论他走到哪儿，一个人都不带，除了自己的警卫员。

　　1954年，当得知他要调离高检署的消息后，一些同志加以挽留。高克林反而很生气。他引用贺老总的话说:“如果我贺龙带的部队只听我的话，不服从其他同志的指挥，那就是我贺龙的党性不强，带坏了部队。”

　　那时，他又是一个人走了，给曾经的同事留下了无尽的想念。在著名法学家、人民检察理论主要奠基人王桂五老人的检察回忆录中，享年95岁的高克林，是一个被多次提到的名字。

　　虽然高克林接替李六如，担任高检署副检察长的时间不长，但就是这一年，成为新中国检察历史上一个奇迹一般的转折之年、翻身之年，经过这一年后，新中国的检察机关走出了第一次取消风之后的消沉低迷，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

　　一、来到高检的日子

　　(一)倡导成立中心学习小组，外行走出第一步

　　高克林来到高检之前，新中国的检察机关刚刚经历自成立起的第一次大风大浪——1951年全国编制会议提出让检察机关“名存实亡”。虽然毛主席决定保留检察机关，刹住了第一次取消风，但是当时的队伍状况不理想，人心涣散，不少人要调走;业务状况也不佳，多数人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以致做了许多不属于检察范围的工作，盲目性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召开了新中国检察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大区检察长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中央调配强有力的领导人，加强高检的领导力量达成了共识。鉴于高检署党组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李六如年老多病，不能坚持日常工作，会后，中央很快决定调高克林来高检接替李六如。

　　当年夏天，高克林到高检署视事。到了高检之后，高克林发现，部队转业干部对检察工作的了解程度，与自己的情况很像。大家都非常需要学习，非常渴望学习，迫切希望尽快完成职业上的转身。于是，在他的主持倡导下，高检转业干部们的分散学习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改变了自1950年年初高检署成立后分散学习的状况。

　　当时，在高克林的主持下，高检处级以上干部组成了中心学习小组，由高克林担任组长。他们采取了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并依据检察工作主题进行了专题分工。王桂五在回忆录中写道:“刘惠之和王立中分的专题是一般监督工作，赵文隆分的是侦查工作，张复海分的是审判监督工作，我自己分的是侦查监督工作。”

　　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按照高克林的要求，处级以上干部学习的成果，都要写出文字来，经过中心小组讨论补充修改后，分别到中央政法干校检察班去讲课。有的文章，还要投稿到《政法研究》上去发表。

　　学习、讲课、撰写业务论文，这些对于文化程度不高、刚刚接触检察工作的转业干部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没有下定决心刻苦钻研，没有坚强的毅力，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对他们来说，这一段强化学习的经历确实获益匪浅，成为他们从外行变成内行的重要转折，直至迅速成长为新中国检察事业的中坚力量。

　　当时，高检的业务学习也在中央政法各部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同志曾说过:公安工作搞了多年，也没有研究自己的理论，现在检察院从理论抓起，这一点很重要。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