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蓝公武就开始写《欧战后之和平会议》的专论，从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连续发表了59篇论文。这些论文对巴黎和会的各种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和评论;对中国应在和会中提出废除“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对中国的险恶处境发出了严重警告。

　　从1919年1月16日起，蓝公武又为《国民公报》写了“社说”《民众政治真解》十篇。他明确宣布“吾主张民众政治”，公开支持群众的示威运动，说它“是警觉社会良心的晨钟暮鼓，促进改革的动力”。这一系列文章即是毛泽东30年后给蓝公武信中所说的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

　　(二)支持“五四运动”

　　1919年5月2日，《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同时发表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使公众了解到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林长民为大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他出面证实了巴黎和会外交已经失败，从而激发了北京学生极大的义愤，导致了5月3日晚间在北京大学的集会和5月4日的游行示威。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应当说，《国民公报》和北京《晨报》发表的林长民的文章无异于点燃了五四学生示威运动的导火索。

　　迫于压力，政府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该校全体学生在北大红楼前迎接被捕同学返校。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返校情景更为热烈，学生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他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他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

　　“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公报》每天的报道中心都是这场爱国运动。它不断地发表评论，为学生的爱国行为叫好，抨击北京当局的镇压行为。蓝公武和报社成员还时常到街头为讲演学生送饭送水。北京警察奉命驱赶和逮捕讲演学生，国民公报社的人员就在街角搭起席棚，外面写上“女厕”，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躲避警察的场所。“六三”以后，大批学生被警察拘禁起来，蓝公武同报社人员打起写有“国民公报”的灯笼，抬着食品，大张旗鼓前去探望，极大地鼓舞了学生的革命斗志，壮大了群众运动的声势。

　　(三)声援学生行动

　　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正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可谓万人诺诺，一士谔谔。

　　梁漱溟在报上发表了文章《论学生事件》。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梁漱溟反对以“国民公意”或事物本身的正义性为借口，走上背离法治、任意采用非法手段的道路。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被人们视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国民公报》社长蓝公武发表《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一文，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文章说:“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

　　(四)在陈独秀被捕后大造舆论

　　5月15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卷5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认为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并表明他已做好走出研究室进监狱的准备。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讨论认为，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要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由胡适翻译成英文，印刷成传单，陈独秀准备亲自上街散发。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