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20世纪初，蓝公武和张东荪一同考进当地天主教会的福元小学作为插班生进入高年级，由于学业优秀，蓝公武被推荐去上海震旦学校读书，其间他初步阅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著作，兴趣开始转向社会科学。

　　从震旦学校毕业，蓝公武与张东荪一同东渡日本留学。出国前，父亲能做的只是给他筹得几十块银元，去掉路费便所剩无几。张东荪和其他同学不时在经济上给他援助，但也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处境。无钱进正规学校，蓝公武只好先在房东家向一位失业女教师学习日语，以致后来他刚进入学校时讲日语总带女腔，常常被人讥笑。吃饭买不起菜，吃酱油泡饭是常态。出门没有得体的衣服，就和另一个穷学生共买一套，谁外出谁就穿上。

　　半年后，经教师介绍，他给一家为中国短期留学生举办的政法讲习所当口头翻译，每天可得一元钱的收入，经济状况才有好转。又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年满19岁的蓝公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获得官费留学生资格。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涉猎各种新思潮，时常参加政治活动。其时，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处于低潮，孙中山本人亦避难日本。蓝公武多次听过孙中山和黄兴的讲演，在同盟会会员征集簿上签过自己的名字。

　　20年后，他在《国民努力之方向》一文中回忆说:“我年十七即为排满革命潮流所激荡，中风狂走，屡欲试其流血之辛味。”(《改造》第4卷第6号)

　　1906年，张东荪、蓝公武、冯心支在日本成立爱智社，共同创办《教育》杂志，作为爱智社社刊。《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蓝公武与张东荪一同编译的《心理学悬记》、《催眠心理学》，同时还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张东荪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

　　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内容便不难看出，张东荪和蓝公武的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初步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试图冲破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当时进化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倾心的思潮。《民报》大主笔章太炎1906年在他主编的《民报》上发表了《俱分进化论》，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实际上是把人类的“善恶”行为同进化论联系起来。蓝公武随即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俱分进化论批评》一文，批评章太炎用进化论思想研究人类善恶的做法，批评章太炎认为人类作恶水平也随着社会进化程度在提高，属于“不通之论”。

　　章太炎在学术上既是前辈又是权威，蓝公武在章的眼里显然是乳臭未干，蓝公武的这一通批评在章看来纯属班门弄斧，只是给章太炎对这帮年轻人进行反“教育”提供了靶子。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与人书》加以反驳。章文讽刺说:“足下虽不全睹佛经亦涉猎信论矣!待明三细、六粗之旨，然后立言未晚也。”并且抓住冯心支在一篇文章中“汗牛之充栋”用典错误，把他们大大挖苦了一通。蓝公武不服，指责章太炎取笑后辈，缺乏学者气度。

　　在这场辩论中，蓝公武和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维护了进化论在观察社会中的作用，虽然这在学术上并无很大价值，但是蓝公武因敢和章太炎辩论而出了名。

　　这件事促使蓝公武发奋从哲学上弄通“善恶”和道德等问题，后来通过通读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接触，成为较早研究马列主义和主张民主政治的中国文人。

　　(二)结识梁启超

　　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张东荪介绍，蓝公武结识了梁启超，此后一直追随他。梁启超归国后，门下曾收有张君劢、黄远庸、蓝公武作为弟子，三弟子常于当时报刊上激扬文字，发排满爱国以至国民启蒙之宕议，在新闻界名噪一时，时称“中国三少年”。

　　三少年才华横溢，创立《少年中国周报》，驰骋文场，指天画地，曾令无数人艳羡。然而三人之遭际命运，尔后迥异。张君劢1949年后亡命海外;蓝公武全国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黄远庸由于反对袁世凯帝制避走美国，以英年毙命枪下。

　　1911年年初，蓝公武从日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归国，在北京江苏会馆闲住，经常向鼓吹民主宪政运动的《国民公报》(1909年由梁启超创刊)投稿，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很快受到该报主编徐佛苏的赏识，遂被聘为记者，每月有70元的固定收入，结束了穷学生的生活。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