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做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让周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毛主席把他称做“无产阶级的宝剑”。他注重调查研究，建议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将“调查研究”列为检察机关的三大业务之一。

　　二、竭力保护党中央安全

　　(一)陕甘宁边区的保卫者

　　红军到达陕北后，周兴从部队转到地方，担任西北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代理局长、局长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部长等职。据有关资料，中共保卫史上第一次“外事”活动，是1936年周兴接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斯诺采访时曾经问周兴: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回答:“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还不是死心塌地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

　　“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现在是保护扩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共产党。这些人，首先，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不会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

　　对于斯诺的具体问题，周兴也一一作答，而且，特别论述了保卫局和国民党宪兵队(或政治警察)的四点不同:不会秘密地杀人;一人犯罪一人当;实行教育宽大政策;犯人不受拷打和虐待。这表明，在党的正确路线下，我党的保卫工作已经有了系统的政策。

　　斯诺将周兴的回答认真记录并写入自己的著作。延安之行改变了斯诺的看法，此时，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而周兴，也不是什么“特务头子”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巩固的根据地，只有陕甘宁这一块。周兴当时担任的西北保卫局局长，几乎可以说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公安部长了。独膺重任，倚重可知。周兴全力投入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斗争。

　　延安的生活作风俭朴，毛主席都穿补丁裤子，可是，延安城的警察有自己的黑色制服，还有神气的骑兵队。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乘马，书记、县长以外，唯有保安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

　　延安城，坐落在延河分岔处，虽然自古就是军事重镇，但城区并不大。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城墙都没有了，只剩下朝南的一个门洞，上书“安澜”。商业区迁往南城外的山沟，叫做“新市场”。原来的延安城只剩下凤凰山麓的一排排窑洞和旧城里不多的平房。延安实行精兵简政，中共机关一直驻扎在河对岸的杨家岭，部分在远郊的枣园;边区政府机关在南门外;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保安处就是延安城的主要机关了。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安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保安处处长周兴，资格老、地盘宽、权力大，引人注目。一次，周恩来副主席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

　　从此，“周半城”就名扬延安。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以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

　　1937年4月，周恩来预计从延安驶往西安谈判，为他准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眼线，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

　　1937年4月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参谋孔万泉、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