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做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让周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毛主席把他称做“无产阶级的宝剑”。他注重调查研究，建议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将“调查研究”列为检察机关的三大业务之一。

　　长征初期，周兴以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的身份到红一军团工作。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对周兴说: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派你去是为了进一步加强红一军团的保卫工作，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到任不久，周兴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是罗瑞卿。

　　1934年底，红军抵达乌江南岸。这时，周兴被调到中央军委干部团任特派员。干部团是直属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的。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周兴作为特派员主要负责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接受“双重领导”，既受干部团首长的领导，又受国家保卫局的领导。具体任务有三:一是保卫好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安全;二是抓俘虏、审俘虏，为部队行军打仗搜集情报;三是保护好几“老”，即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谢老(谢觉哉)等。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攻占了遵义城，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周兴奉命担任会议外围的警卫工作。当时遵义城不大，但红军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城内由红军主力部队控制，而城外却有好几股土匪，经常滋扰治安，横行乡里。这些土匪听说中央红军来到遵义，认为红军携带的行李、辎重和钱粮一定很多，有“油水”可捞，再加上红军长途征战，人困马乏，没有多少战斗力，在开会的前两三天，土匪武装几次来犯。为使会议不受任何干扰、破坏，周兴和警卫连的干部、战士在会场附近察看了地形，选择制高点布置了岗哨。那几天日日夜夜，周兴几乎没有睡觉，到处巡逻检查。土匪一出现，警卫连就立即迎头痛击，连续击退了土匪三次进犯。事后，干部团领导向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正式汇报，周兴受到了周恩来的表扬，说他们为保卫遵义会议立了一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移师北上，进入四川的天全、芦水、宝兴。路上人烟稀少，敌人的追兵已被甩掉，打仗的任务不多了。可是，面前又出现了一个自然界的“敌人”，那就是“雪山”、“草地”。

　　1935年6月，周兴随干部团翻越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8月，在四川松潘县艰难地走过了杳无人烟的草地。刚刚30岁的周兴，本来身强力壮，但这个时候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一路上行军、打仗，保护几个“元老”，还要做群众工作，抓俘虏，搞情报，休息时间甚少。红军的生活供应十分困难。开始，每人每天半斤粮食，以后减为二三两。过草地的时候，粮食已经吃光了，只有挖草根吃，把皮带解下来煮着吃。药品基本上没有，脚划伤了，找点红药水都很难。往往走几十里路见不到一个村子。沼泽地深浅莫测，只能用木棍探路，探一步走一步。有不少人就在过草地时身陷泥泽，再也没有爬起来。

　　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周兴得了肺病。刚过草地就发高烧、吐血。有几天时间，他躺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昏迷不醒。当地有个中医，给了点中草药，周兴喝下后，出了一身虚汗，烧逐渐退了。可是痰中仍夹有血丝，咳得比较厉害。医生说，是肺上的毛病，需要慢慢调养。一天，董老、徐老来到周兴的床前，叫警卫员送来十分珍贵的礼物——一只羊腿，吩咐炊事员给周兴熬点羊肉汤喝，周兴感动得落了泪。

　　周兴的病还没有好，走不动路。干部团首长决定派一副担架，抬着周兴上路。周兴在担架上心情很不平静，想了很多，自己出身贫苦，跟着共产党才有了出路，十年来尽管道路坎坷不平，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痛苦。从江西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多么不易啊!现在自己一病不起，首长、同志们的关怀、照顾，感人肺腑。曙光在望，再咬牙坚持一下，就快要到达目的地——红军陕北根据地了。思来想去，周兴下定决心，跟着红军走下去。

　　有的同志好心劝周兴说:“周特派员，能不能让我们找一个可靠的老乡家，安排你住一段时间，给你养养病，再留个警卫员照护你。等你病好了，再去追赶部队。行不行呢?”

　　“不行!”周兴毫不迟疑地回答。

　　“为什么?”

　　“我是红军的人!离开了红军，活着还有什么用?!”

　　望着周兴那张严肃而恳切的脸，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周兴继续在担架上行军。说来奇怪，周兴并没有吃什么灵丹妙药，在过六盘山的时候，却出现了奇迹，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不久，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丢开担架，自己拄着棍子，慢慢跟着部队走。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