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出版社

　　纪实访谈录

　　长期做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让周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毛主席把他称做“无产阶级的宝剑”。他注重调查研究，建议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将“调查研究”列为检察机关的三大业务之一。

　　在当时的环境下，周兴一直强调“办案质量”。他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说:

　　第一是抓办案问题。主要是解决怎样才能把案子办得更好、更正确的问题。要求每个省都能搞一些典型的错案、漏案，以便从中总结出一些典型经验，使今后把案子办得更加细致、踏实。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国家要出版纪念国庆十周年丛书，包括检察工作内容。周兴借此机会，搞了一个十年检察工作总结。总结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检察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部分是我国检察工作的根本方针、政策、路线、领导问题，也就是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能;第三部分是我国检察工作的业务建设，包括批捕、起诉、出庭、自行侦查、劳改检察、社改检察、人民来信来访、军事检察工作、少数民族地区检察工作、检察委员会等十个方面;第四部分是我国检察工作的思想组织建设。

　　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地位很高，但周兴则希望能调到基层工作。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是个老同志，很需要周兴这样有经验的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多次挽留，但周兴态度很坚决。两年后，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将他调到山东省委工作。

　　四、封疆大吏的艰难岁月(一)在山东的日子

　　周兴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后，分管农业。刚来山东，正遇上该省连降暴雨，洪水泛滥，灾情十分严重。周兴乘坐一辆吉普车，日夜兼程，到各县各村实地视察灾情，把救灾的粮食和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当他得知徒骇河流域积涝严重时，为解决排涝问题，不顾危险劳累，带领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从上游察看到下游。经过几昼夜的跋涉调查，终于找到沿河淤塞最严重的几个地段，他当即作出了“爆炸排涝”的决策，使洪水迅速被排除，灾民很快种上了庄稼，恢复了生产。在抗洪救灾阶段，由于饮食粗劣，加上多日的疲劳，周兴的腿肿了，眼熬红了，还起了痔疮，但他硬是坚持工作了几个月才从灾区返回。

　　周兴发扬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一有时间，不是往自己蹲点的地方跑，就是往各地农村基层跑。全省108个县，他去过106个，而且每个县都去过2至3个区和3至5个村。下到县里，他一面听县里领导汇报，与他们讨论研究工作，一面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考察，找群众召开座谈会，到群众家中进行走访。每次听汇报或召开座谈会，除秘书作记录外，他还要亲自作记录。这样的记录本，加上后来在云南省工作所记的，足有四五十本，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至今荡然无存。

　　周兴下基层，始终保持着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共苦。在灾区视察时，他和群众一起吃红薯面糊糊和菜窝窝头。在重灾区惠民县的一个村子里，他和群众一起吃黄樨草籽面做的窝窝头。这种窝窝头十分难吃，陪同来的县委书记劝他回机关食堂就餐，他十分严肃地说，群众能吃，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吃?周兴下基层蹲点，为减轻下面的负担，常常自带行军床，自己开伙，偶尔到机关就餐，决不喝酒，而且照价付款。周兴下乡，专往边远地区、贫困地区跑。由于这些地方路面条件差，吉普车常陷入泥泞之中。一次，吉普车深深地陷入泥坑里，牛拉，人推，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随行人员有些泄气，周兴却笑着说:“这是调查研究中的调查研究。”见大家不明白，他解释说:“不亲自体会，能知道行路难吗?能知道乡间公路迫切需要改造吗?”

　　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实践，使周兴养成了尊重事实的优良品质。但在当时，他却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1962年，全国的经济处于调整的困难时期，但党内仍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偏向。一次，毛主席到山东视察工作，在火车上与周兴谈话。当毛主席询问山东的农业产量时，周兴说，山东今年遭受风灾减产，粮食产量只有30亿斤，与其他领导汇报的40亿斤相比一下子减少了10亿斤。毛主席对此非常不高兴，认为周兴是低估形势，刮减产风。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他:有人刮风，此人就是周兴。当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在一次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只说毛主席批评有人刮风，而未讲周兴的名字。周兴当场就进行补充，说毛主席指的就是我。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周兴反对毛主席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