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他要求狠抓办案质量这一中心环节，提出建立案件复查制度，采取“一案一回头，一月一检查，一季度一总结”、“上下查，互相查”、定期检查及重点抽查等措施，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1958年，有人提出“3年彻底消灭反革命、消灭一切犯罪”的口号，到1960年要达到20个“无”，即无特务、无反革命、无会道门、无盗窃、无贪污和无治安事故等。李士英认为这些口号太“左”，坚决抵制，因此在当时的反右倾斗争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1960年李士英调离高检院。后来，他在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言辞恳切地说，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从思想到生活，一百年都随时接受党的检查，并且保证自己的生活向来是俭朴的，时刻提醒自己是穷人来革命的。信中还写到，当时批判他的那些所谓论据，已被这几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二)再任高检院副检察长

　　粉碎“四人帮”后，李士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全身心投入高检院的恢复重建工作，参与了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

　　“文革”结束后，“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负责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上，首先提出对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听取上海公检法负责同志汇报上海治安问题后说:“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

　　此后，李士英多次在检察系统的会议上强调，少数同志贯彻中央从重从快精神时，离开了事实和法律，不认真审查材料，报多少批多少，造成错捕。可捕可不捕的不捕，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所谓“从重”，是在刑法量刑幅度之内从重;所谓“从快”，是在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前提下从快。不是把可捕可不捕的都捕了才叫从严从重，“从严从重”适用案件范围主要是“六类”重大案件，不能无边无际。他说，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执法不严，没有依法办事。只有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办案，才能进一步把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工作做得更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李士英多次在检察系统的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从“文革”中得出的教训，十年浩劫期间，死了数以万计的人，被株连的一亿多人，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法制又被破坏，人身安全便没有保障。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今，我国已经进入依法治国的新时期，检察干警一定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尤其在办案时，必须忠实于案件事实和法律，成为执法的模范。

　　一个高级干部的儿子，因刑事犯罪被江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有人利用职权，强令劳改单位将其转移到广东监狱，然后保外就医去深圳。江苏省检察院坚决抵制这种违法行为，向党中央汇报了此事。此后不久，李士英到南京出差，江苏省检察院领导向他汇报了此事，他说调出该案的案卷材料看看。看过后，他对江苏省检察院领导说:“这名高干子弟的罪行是成立的，不仅证据确凿，量刑也适当，我支持你们。”最后，在中纪委和高检院的过问下，这一违法事件终于得到纠正，这名高级干部的儿子被依法重新押回江苏监狱继续服刑，维护了司法的尊严。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李士英也多次在检察系统会议上强调，必须加强检察官队伍建设。在他看来，要按照分级分工负责的原则，采取多种方法，加强干警培训工作，同时认真抓好干警在职学习，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使检察队伍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强调必须选调思想好、作风正、年富力强、讲精神文明、有一定政策和文化水平的人，到检察机关工作，充实检察队伍。

　　(三)退居二线

　　1983年9月2日，李士英退居二线，先后担任高检院顾问、咨询委员会主任，但年过七旬的他退而不休，仍在努力探索在党的领导下，从中国的实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