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出版社

　　纪实访谈录

　　长期做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让周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毛主席把他称做“无产阶级的宝剑”。他注重调查研究，建议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并将“调查研究”列为检察机关的三大业务之一。

　　(二)在云南的岁月

　　1965年初，周兴从山东调到云南，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云南省省长。这时，周兴已60岁了。他壮志满怀，打算在晚年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工作。但是，没等周兴发挥才智，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

　　“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考虑周兴刚调来，牵涉不深，人际关系单纯，便安排他负责群众接待工作。这样，周兴便被推向“文化大革命”的前沿。

　　1967年年初，在揪“左”的斗争中，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在陈伯达等人的逼迫下含冤而死。阎红彦的死，使云南的派性斗争进一步加剧，也使周兴成为云南最大的批斗目标。

　　在那些日子里，“炮轰”、“火烧”、“打倒”的巨幅标语布满了春城的大街小巷。今天这派来“抢”，明天那派来“劫”，周兴被造反派拉去批斗百余次。批斗的名目越来越繁多，形式也日益升级。有一次周兴被拉到大庭广众下去批斗，被批斗好几个小时，还不许喝水、吃饭和解手，身体日渐衰弱的周兴终因支持不住而昏倒在地。还有一次，造反派拉他去批斗，逼他交代所谓叛徒问题。不交代、不承认，就对他实行车轮战，甚至拳打脚踢。周兴有一副硬骨头，他宁愿经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也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

　　1968年8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谭甫仁任主任，周兴任第一副主任。

　　周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需要提及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是在云南成立省革委会前夕，毛主席要接见来北京办学习班的云南代表。那天，毛主席来到接见大厅，环顾四周，突然问:周兴在哪里?于是站在人群边上的周兴被推到毛主席面前，只见毛主席把周兴拉到自己身边，对随行的摄影师说，我和周兴照张相。毛主席这一特殊举动，在当时就是支持周兴的信号。

　　1970年12月，谭甫仁遇刺身亡。为了破案，周兴找来了曾任总政保卫部长的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又把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老保卫赵苍璧借调来破案，加上周兴，共有三位老保卫参与破案，但终因案情的错综复杂和派性的干扰而未能使案件及时侦破。面对这种情景，周兴几乎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于是，他请示中央派人来云南主持工作。然而中央却明确指示，由他主持云南省的工作。

　　直到1978年6月，专案组才写出了结案报告，认定谭甫仁夫妇被害系保卫干部王自正一人所为，既没有林彪反党集团插手，也没有同伙配合。

　　1971年夏，周兴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和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在此前的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兴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云南工作的时期，是周兴在政治生涯中达到顶峰的时期。

　　和在山东省一样，周兴在云南省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全省128个县，他去过112个，每个县去过2至3个基层单位，终年积雪的高黎贡山，火一样热的西双版纳丛林，云雾缭绕的昭通地区，以及错综复杂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地，他都要召开调查会，而且亲自作记录。每次下基层，他都十分注意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他告诫秘书，不要让下面搞特殊招待，不能接受礼物，吃饭要付钱。经常实地了解情况，使他对工作有较多的发言权。在周兴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时，省革委会决定进行“围海造田”，周兴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云南的可耕地很多，还有不少土地荒芜，这样去围海造田，既浪费人力物力，又破坏自然环境。虽然周兴这个意见未被接受，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在云南省的十年，周兴既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人祸，又碰上了东川大塌方和几次地震天灾。晚年的周兴有一种紧迫感，他工作起来总是夜以继日。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早饭后开始工作，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半，有时甚至要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每日工作时间达12个小时以上。秘书劝他注意身体，早点休息，他却风趣地说:“我是数石头的人了(江西俗语，意为年事高了)，现在不多做点工作，以后想做都来不及了。”

　　(三)胸怀坦荡，高风亮节

　　公安保卫干部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革命忠诚，为党牺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