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这年国庆节，梁国斌陪周总理在上海市政府礼堂看演出，散场时正赶上人潮涌动，汽车走走停停，突然有人大叫:“周总理在汽车里!”这一喊，行人全部涌向汽车，短短几分钟人越聚越多。大家都想亲眼看到总理。众人情不自禁地抬起了总理乘坐的那辆轿车，车轮离开了地面，车身晃动起来，情况万分紧急，当时已来不及调动警察。

　　梁国斌当即走下汽车，向周围的群众喊话:“上海的工人阶级是有觉悟的，让我们一起帮助总理的车通过!”他和几个保卫人员手拉着手，走在车队的前面，边走边喊话。在梁国斌的指挥下，不断有沿途群众加入这支“排头兵”队列，拥挤的看热闹的群众松动了，让出了一条窄窄的通道，车队终于缓缓通过。而梁国斌走了半个多小时以后，他那只因在战争年代中丹毒而长期浮肿的脚，像发面似的胀得发亮。一到家，秘书就让赶紧准备热水，给梁国斌烫脚。秘书对梁小浣说:“不得了了，你爸爸累坏了。要不是他的沉着和果断，要出大事……”梁国斌自己却什么也没提起。这样认真负责的一位干部，不久之后，却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磨难。

　　(二)“文革”受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秉承江青旨意的张春桥首先发话:“梁国斌是刘少奇、罗瑞卿埋在上海的定时炸弹，这个人很坏。”梁国斌开始被各类造反派拉来拖去，轮番批斗，“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公、检、法头头”等大帽子纷纷飞到他的头上。梁小浣记得，当时父亲被批斗揭发的主要有三个问题:曾赞成检察院、法院独立于公安;曾在一次报告中说到，地、富、反、坏分子七老八十，没有反抗能力的，要给他们摘帽子;与刘少奇的关系。“这一切，都成了爸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叛党的罪证。”沈爱平心疼地发现，丈夫一天天消瘦下去，有时会咳血、昏倒。1968年2月，梁国斌被秘密关押在北京一处阴暗潮湿的牢房中，每日两餐，每餐只有两块干瘪的窝窝头，两片咸白菜根。

　　1970年初，梁国斌得了肺结核却被定为肺癌并作了右肺钴放射治疗。他的肺病变加重，大量咳血，长期不能弯腰、进食、睡觉，体重下降到40公斤，生命岌岌可危。万幸的是，他病重的消息终于被周总理和叶帅得知，他们连夜指示要尽快抢救。手术成功了，梁国斌的生命获救了，但他依然没有自由，“四人帮”对他的秘密关押持续了7年。

　　在被关押期间，梁国斌和看守他的战士们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喜欢听他讲故事。战士们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名，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但是都喜欢他。在梁国斌重病不能弯腰的情况下，战士们自发地每天轮流给他穿袜子、洗脚。这让专案组很恐惧，为此，前后更换了三批战士，其中还有两位排长因照顾他而提前复员。在梁国斌平反之后，依然有战士从山东赶来，带着老家的特产来看他。眼看在梁国斌身上捞不到什么，“四人帮”不得不于1975年对他宣布“解放”。

　　(三)幸存白发志未抛

　　尽管“解放”是徒有虚名的，但梁国斌毕竟已恢复了党籍。他渴望为党工作，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1975年，他激动地写下了“愿为革命拔根草”的诗句，表达自己要求工作的强烈愿望。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为梁国斌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他出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4月，梁国斌任中共上海市委顾问。

　　扣发的工资补发后，梁国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党费。有人问他:“怎么交这么多?”他说:“这些年我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已经很痛心了，多交一些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他得知几个孩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家有6名党员，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子关系，还是同志关系，希望你们对我的缺点也提出批评。”1979年4月，在住院期间，他写了这样一首诗:“四化转移正高潮，幸存白发志未抛。残身奋发春又到，冬尽春能争赶超。”

　　1980年3月5日，梁国斌与世长辞，终年70岁。高检院、公安部等中央国家机关都送去了花圈，叶剑英、方毅、彭真、张鼎丞等曾经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友都送来了花圈，高检院检察长黄火青也送来了花圈。吴春秀赶了三天三夜的路，到了上海，辗转到梁国斌的灵前，哭晕了过去……

　　不久，沈爱平从上海市宛平路10弄12号的大房子搬了出来，搬进了一套普通单元房。她觉得大房子是给梁国斌配的，自己住不合适。

　　“老梁，永远活在我和孩子们的心中。”沈爱平饱含深情地说。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