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战后十多年了，再对战犯罪行进行如此周密的侦查，是非常艰巨的。谭政文多次召开工作团委员会议，认真讨论分析日本战犯的现状，有针对性地议定了对策和开展工作的方针、步骤。针对在押战犯人数多、类型杂、罪行各异、职务级别不同的特点，决定区别对待:兵对卒，将对帅，互有侧重，各个击破。同时，先后派出6批干部，分赴12个省、区取得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有力罪证。除在日伪残留档案、书报材料中查到有关证据4000余件外，还收集到控诉书、鉴定书和部分物证2.67万余件。

　　在有计划开展个别讯问、提证及对质的同时，1954年3月7日工作团召开“认罪检举动员大会”，正式拉开了大规模侦讯工作的序幕。在1956年的政协会议上讲到这一段工作的时候，他谈道:“在开始调查的时候，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不肯低头认罪，以‘优越’民族自居，狂妄自大嚣张顽抗，甚至以自杀和绝食来要挟我们。”而谭政文领导的工作团以一颗重磅“炮弹”，攻开了日本战犯的心防。

　　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与总务厅长武部六藏共同主宰着伪“满洲国”的经济命脉，是在押战犯中颇具代表性和有影响的角色。工作团从溥仪检举的古海忠之罪行中获得线索，后又分别向伪“满洲国”经济部、厚生部、交通部、外交部等伪满大臣和官员，调查了解和查证落实其主要犯罪事实。在之后对古海忠之的提审中，他终于开始坦白交代。鉴于其交代、认罪和悔罪的表现，以及当时将佐(校)级战犯大多坚持顽固立场，普遍存在诡辩、侥幸、不肯交代、认罪的现状，工作团作出了让他公开认罪的决定。

　　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战犯中引起轩然大波。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大会就在众说纷纭的议论和猜测中，于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当古海忠之的自我批判讲完后，会场一片死寂。在战犯心目中，古海忠之是个有知识、有头脑、上下敬重的“灵魂”人物。他的认罪发言使多数战犯认识到，只有彻底交代罪行才能争取宽大处理，只有认罪、悔罪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海忠之的公开认罪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加上检举运动造成的分化瓦解，逐渐扭转了战犯特别是将佐(校)级战犯消极抗拒的僵持局面，使侦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审判时期的特别军事法庭分设沈阳和太原两地。审判从1956年6月开始，至8月结束。其间，谭政文三下抚顺、沈阳，一下太原，工作细致到连特别法庭的具体设置都要亲自过问。在审判庭的楼上，专门为谭政文布置了一间办公室，电话直通法庭上的审判长和首席检察员，使他能够根据现场的情况和变化，坐镇指挥审判的顺利进行，此举开创了我国对审判进行现场录音的先河。

　　那时，对45名职位高、罪恶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严重、情节恶劣的主要战犯，分成四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理，根据其罪行轻重和悔罪表现，分别判处八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对其余1000多名次要的或悔罪较好的战犯，则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免予起诉，宽大释放。1959年，我国政府又根据服刑战犯的悔罪表现，先后全部宽释了所有在押战犯。

　　谭政文领导的严正而宽大的审判，对日本战犯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和感召力。中国人民不但在战场上是胜利者，在法庭上同样是胜利者。审判中，被判刑的战犯对起诉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表示沉痛的忏悔。这些放下屠刀的“新人”，一回国就发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前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当选为会长。一些参与审理过其他战犯的苏、美等国司法专家，为之惊叹折服，认为不可思议。

　　这一切，不但产生了一般人当初难以预料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司法史乃至国际司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在谭政文35年的革命生涯里，留下了独特的骄人篇章。

　　(二)为健全法制尽力

　　1954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适时地提出了加速检察制度建设、全面开展检察工作的方针。这对于健全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加强国家的法制建设，至关重要。所以，谭政文在集中处理日本战犯专项工作告一段落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起草工作中。

　　在罗荣桓任检察长的最高人民检察署时代，这项检察工作的基础建设就不曾中断过。谭政文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结合工作实践反复推敲这些文件。这样一个过程，充满了不同意见的交锋、思想上的反复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升华。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