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生若直木，过如利剑———原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谭政文

　　谭政文病逝后，1962年年初高检院党组扩大会决定认真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继续修订当年谭政文抓总起草的检察工作条例和各项业务细则。1962年年底，党组讨论通过并向中央报送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检察工作的基本总结》，检讨了这一时期工作中某些“左”倾错误。可惜这已是谭政文身后之事了。

　　“文革”动乱时，检察系统遭到了比别的单位更严重的摧残。1966年年底，江青对学生造反派说:“检察院是从外国搬来的官僚机构，与中央相对抗，你们要去造他们的反。”1968年年底，高检院被撤销。1978年3月才得以恢复。1978年12月，重建后的检察系统召开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会上，不少省、市、自治区检察长提出，应用历史观点重新审视1958年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对谭政文“右倾”和“教条主义”的批判。也有同志指出，按照检察工作条例及实施细则恢复各级检察院工作的现实，就是对历史是非作出的最客观的结论。应当说，国家法制的恢复和健全，是对谭政文最好的告慰。四、心如火热，情似水柔

　　谭政文是个爱憎分明的性情中人。1939年他在延安与姜鹏(1918-2010)结婚，生育三个儿子(力夫、北亚、宏基)、两个女儿(卓娜、湘玲)，共同生活了22年。谭政文赞美姜鹏“不仅是终身热爱的伴侣，而且是革命诚挚永随的战友”。姜鹏中年丧偶时43岁，独力教养三子两女，并度过了“文革”浩劫。“文革”后期，姜鹏迎来了长孙女的出世，至2010年2月2日她92岁病逝前，已有两个孙儿、两个孙女、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及一个曾外孙，谆谆教诲，四代含饴。可叹谭政文未能与这位美丽坚强的女性共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谭政文对敌人像一柄剑，对人民、对同志却像一团火。他常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对敌斗争英勇、顽强、机警、果敢，从不手软;同党内错误倾向斗争，坚持原则，不屈不挠。但对群众、对同志、对干部，谭政文却是位关爱备至的仁厚长者，深得部属和战友的敬重、爱戴。在他光明磊落的革命人生中，并非没有缺点、错误，他有时急躁，不够冷静，但他从来不是那种故意整人的人。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工作，也以同样的态度要求自己的同志和部属。他最不能容忍的，一是破坏纪律，在党内搞歪风邪气;二是工作拖拉、马虎、不负责任，完不成任务。尤其工作中出了毛病和差错，他会毫不讲情面，甚至会忍不住要瞪起那双熬红的大眼睛，厉声训斥一顿。但是，跟他工作过的同志，包括挨过他严厉批评的同志，却仍然爱戴他。干部对谭政文畏而不怨，敬而不远。他批评干部后，几乎立刻就手把手地教改正的方法。而且事后对干部在政治上、生活上照样关心爱护，别管他骂得多凶，在上级面前却从不诿过。所以，底下干部都说:“谭老板脾气大，心地好!”

　　谭政文情重战友，心系军魂，十分珍重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生死情谊。他虽然在地方工作长达24年，但骨子里却始终把自己看做一名革命军人。大约因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所累，谭政文终生嗜烟。这辈子他喜欢三样东西:战争年代喜爱战马;和平时期喜爱军犬;终生爱枪，且爱枪如命。他喜好的运动是狩猎。三年困难时期，有次谭政文到草原上打了几只黄羊，回来后就分给高检院机关的干部和他的战友们。每逢过节，谭政文夫妇都要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饭。勤务员、炊事员、司机结婚，都是在谭政文家里举行仪式，由姜鹏操办，谭政文做他们的证婚人。秘书的孩子病了，谭政文还专程到家里去探望。

　　谭政文特别喜爱孩子，工作再忙，哪怕是深夜回家，也一定要到孩子们的房间去看看已经入睡的儿女。他对孩子少有重言重语，不赞成学生读死书，对儿女在学校的成绩从不看重，从无苛求。他要求他们品学兼优，虚心向社会的三教九流广泛学习。只要条件允许，走到哪里他就把孩子带到哪里，尽量让他们多见世面，多长见识。谭政文长子寄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同班有两个烈士子弟，周末放学回家，谭政文夫妇就让他把那两个同学也带到家里来，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看戏，一起郊游，同吃、同住、同洗澡、同置衣。有的战友奉调到外省主政，谭政文就叫老战友的儿女住在自己家里，让他们能够继续在北京的学业。

　　谭政文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他患肺癌的后期，已有大面积转移，相当痛苦，但他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同病魔顽强地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许有一天，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已逝去，斗转星移，风流云散。但是，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公安、检察事业不会忘记，中国曾有这样一位“生若直木，过如利剑”的检察官，他的名字叫谭政文。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