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劫波渡尽丹心存——原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梁国斌

　　梁国斌深知敌人这一招的狠毒之处，因为当地的土豪劣绅最痛恨革命者，他当时在敌人中名声颇大，如果被押回长汀，必然会被杀害。突然，梁国斌在被俘人员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罗化成(曾任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当时在长汀一带，罗化成非常有影响，土豪劣绅对他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一定要逃走。”梁国斌用暗号同罗化成约好。从瑞金到长汀有80里路程，敌人原本计划一天押送到，但罗、梁二人一路上故意磨蹭，结果走到离长汀城还有30多里的古城时，天就黑了下来，敌人不得不让俘虏们在路旁的破庙里住宿。

　　这天夜里，趁着敌人熟睡，梁国斌和罗化成磨断了捆绑的绳子，乘着夜色逃脱。当时敌人正在残酷“清剿”闽西地区。他们俩便日躲夜行，最终来到长汀城外深山中一处破庙里安顿下来。

　　但是，这种“安顿”是极为艰苦的。他们整日以野菜、虫蛙鸟禽充饥，身上的衣裤也霉烂不堪。更不幸的是，一日，罗化成不慎被毒蛇咬伤。梁国斌懂点医术，随即帮他压挤毒液、清洗伤口。可是，无药擦敷，毒液侵蚀，几天后，毒性发作，肿至腹部，加之饥饿劳累，罗化成的病情十分严重。梁国斌忧心如焚。

　　一天，梁国斌从外面找食物回来，突然看到罗化成用刀子对准了自己的咽喉，意图自尽。“老罗，你干什么!”梁国斌又惊又怒，夺下了刀子。“国斌，我觉得毒气蔓延，没有药一定会死的，我不想拖累你，你快跑吧!”

　　“我决不会扔下你独活!你要活着，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梁国斌直言相劝后，罗化成打消了自尽的念头。当天晚上，梁国斌冒险下山，找到母亲和弟弟梁友三，并通过他们，找到毛钟鸣。大家当即给他筹备了粮、盐、蛇药等物，梁国斌连夜返回深山，为罗化成治伤。

　　党组织考虑到长汀白色恐怖严重，他们二人一时难以安身，便护送他们去香港。1937年，梁、罗回到大陆，被分派到福建龙岩张鼎丞、邓子恢领导的部队(即后来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工作。梁国斌被任命为新四军闽西南一、二支队驻龙岩办事处主任。

　　二、共同缔造——第一个“检察黄金时期”

　　(一)到任

　　1954年国庆节前，梁国斌接到了张鼎丞“担任高检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的召唤。

　　原来，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张鼎丞被选举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摆在张鼎丞面前的首要问题，便是“尽快建立检察机构，充实检察人员”。当时，全国检察干部不到7000人，高检院也仅有123人，有高克林、李六如(后调往政协)和谭政文三位副检察长。相知多年、合作良好，让张鼎丞很自然地想到梁国斌。

　　对组织的安排，梁国斌绝对服从，更何况，是和曾经同生共死的老领导张鼎丞共事，从事他熟悉的政法工作(当时，他在华东局任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对即将开始的高检工作，梁国斌是期待的。他很快动身，在北京过了当年的国庆节。

　　1954年11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任命梁国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1月21日，梁国斌到高检院正式报到，当天的高检院档案记录为“到职视事”。为什么迟了一些日子?梁国斌的爱人、今年91岁的沈爱平(新四军时期战友)回忆:“当时老梁丹毒发作，脱不了鞋子、无法走路，需要警卫员每天背着下楼。”

　　1954年底，中组部同意组成高检院党组——以张鼎丞为党组书记，梁国斌为副书记，党组其他成员为谭政文、刘惠之、王桂五、李甫山、王立中。“梁国斌作为常务副检察长，主管的部门比较多，但是他不管人事。”老高检人张永恩回忆说。

　　沈爱平的感觉是，丈夫一如既往地忙碌着。和解放后接管上海、在福建的公安工作相比，丈夫工作的时间更长了，几乎没有时间和老友们下围棋。

　　梁国斌依然不和家里人讲工作上的事情。“老梁什么都不和我说，我知道他的事情，远不如他的秘书多。”沈爱平笑着回忆说，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梁国斌的原则性一直很强，每当她想说点单位的事情的时候，一露出话头，梁国斌马上就会提醒她不要说。

　　(二)建立各级检察机关

　　协助张鼎丞检察长敦促各地建立检察机关，是1955年梁国斌的工作重点之一。当时，新中国的检察机关只能说是“初具规模”。在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实施时，全国有检察机构1199个，检察干部6963人。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晏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