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血肉之躯其实脆弱无比。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可以把你撞飞了；高楼掉下的一个花盆甚至扔下的一只鸡蛋就可以让你头破血流，命丧黄泉；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让你至少丢掉半条命，你甚至都看不见它。美剧《紧急呼救》中一位宗教治愈者说：你站在海边，你走进浪涛中对着它大喊：“你停下！”如果海浪停下了，恭喜你，你就是神。但是如果海浪并没有停下，那请你接受自己的弱小无力。

　　但是弱小的人类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或许不被所有人喜欢，或许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体现了愚昧和无知、贪婪和残酷，但是有一种品质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始终在追寻并且不放弃的，那就是尊严。如果生命没有了尊严，那生命毫无意义。尊严甚至写进了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无论国家是大是小，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那就是生而为人的权利；尊严更是镌刻在人类的精神中，那就是在任何磨难与灾难面前，坦然、从容。

　　具有尊严的人，他们不会去打砸抢，不会去攻击同类——不会为了眼馋别人手里的一块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横刀相向。不会把同类当成敌人，不会把同类当成奴役的对象，或者在他们身上贴上“大卫星”显示他们是异端，必须辱之焚之。萨拉马戈借《失明症漫记》说得好：“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活着。”

　　曾记得一部科幻片的结尾，在月球渐渐向地球接近，碰撞的那一刻，巨大的冲击力引起恐怖的爆炸，铺天盖地的尘埃下人们狼奔豕突，而在这个世界毁灭的那一刹那，一对情侣面对面从容迎接这一刻。也许我们可以如《火星救援》中那样举全世界的力量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但是灾难无可挽回时，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依然保持自尊和淡然，而恰恰正是这份自尊和淡然，无数次令我们挺身而出。《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在无法痛下决心的那一刻，他选择乘坐伦敦地铁。正是伦敦地铁上普通人的尊严，让他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哪怕玉石俱焚，也要敢于站起来无所畏惧。

　　没有任何人可以预料战争的结局。回看历史，也许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般的幸运。丘吉尔曾经有一次演讲，或许代表了身处战争漩涡中勇敢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在所有这些漫长的世纪中，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可以吹嘘我们的人民能够得到绝对的保证，不受入侵。但我完全相信，如果所有人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什么都不被忽视，并且按照目前的安排作出最好的安排，我们将再次证明我们有能力保卫我们的岛屿家园。在战争的风暴中度过，在暴政的威胁中生存。如果需要，累月积年；如果需要，独自一人。”

　　而最终战胜纳粹的，是人类对希特勒暴政的不屈服。即便这暴政如铜墙铁壁，如巨浪滔天，我们一样拔刀相向，殒身不恤。“坚持下去，并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坚强，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

　　作为一个反面的例证，美剧《高堡奇人》却讲述了一个“替代现实”的虚构故事：1945年，德国科学家率先研发出原子弹，直接往美国华盛顿扔了一颗。一弹之后，德国和日本瓜分了全世界。以落基山脉为界，东边是纳粹德意志帝国的北美区，以纽约为总部；西边是日本的太平洋合众国，旧金山是其首府。被日本殖民的美国人成为了劣等公民，处处低人一等。而在德战区，残疾或者有遗传病的人还会被处死，因为他们活着“不仅浪费粮食，还会污染下一代的基因”。当然，德国和日本这对“盟友”也是同床异梦。德国科技和国力已经甩掉日本好几条街，野心膨胀的德国人在惦记着怎么干掉日本，一统全球。

　　这部脑洞大开的剧作改编自菲利普迪克获得雨果奖的同名科幻小说，菲利普前提设置非常简单：如果纳粹获胜，世界将会怎样？而这是所有反法西斯国家要竭力避免的。《高堡奇人》展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对一己私利的追求极端至上，对所谓“卑贱”的“异族”极端残忍。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德国开始征服太阳系，一个庞大的帝国无所不在。人们享受不到科技带来的幸福，却吞下了技术的苦果。而那些反抗的人们，不是在为生存而战，他们为的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尊严……

　　1940年5月8日，挪威沦陷后，德国开始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此时英国议会大厅上，张伯伦无力地倚靠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听着面前的工党党魁艾德礼对他进行抨击：“你们在这里坐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干出任何好事！走吧，让我们以上帝的名义告诉你们，滚！”那是纳粹锋芒最盛的一个月：美国保持中立，苏联当时是德国的盟友，所有西方国家都处在时刻会被纳粹侵略的阴霾下。那是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至暗时刻，也是这个世界的至暗时刻。

　　在灾难面前，并非不可以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关键是，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是否只是一种猥琐。舍此而外，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值得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