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改编自2012年的德里公交车案：23岁的女大学生乔蒂和男友被骗上一辆“黑公交”，车上包括司机在内有6名男子，对乔蒂实施强暴，她的腹部甚至被击穿……此后，凶手将女子和男友扔在路上试图碾压未遂。乔蒂在被送到医院13天后离开人世。这个案件在印度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风暴。2018年，印度最高法院维持判处3名犯人死刑的裁决，其余一人已于狱中自杀、一人放弃上诉、一人被判3年刑期。

　　这起案件看似尘埃落定，但事实上，并不能平息公众的愤怒和死者家属的哀痛。被判刑3年的“少年犯”当时已满17岁，对此，受害者的父亲表示：“他们如何能判定此人未成年？他们没看到他们做了什么吗？”另外，警方的失职导致其中一名罪犯在狱中自杀，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这不仅是一起简单的凶案，而是一起有预谋、冷酷地对人性的摧残。但是，更残酷的是公众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对于受害者“不该穿裙子”和“不该在晚上八点出来”的指责，是权力机关的漠视和对报道示威的弹压，是从中折射出来的整个社会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在这样一个权利得不到保障、而手握权力者高高在上的社会氛围中，警察的懈怠也就不足为奇了。

　　施暴者说：“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该在晚上九点还在外面闲逛，对于强奸犯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则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如果我的女儿有婚前性行为，且夜间同男友外出，我会把她活活烧死。所有父母都该如此。”

　　印度电影《第15条》中，2014年5月，印度北方邦的农村，2个少女“贱民”遭黑社会和警方奸杀并被吊在树上示众。然而在种姓制度的罪恶和警匪勾结的黑暗环境下，两位少女的父亲却被迫承认是自己“为了荣誉”杀害了女儿。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警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平常交流都用英语。这种精英地位给予他们的特权，让某些人为所欲为、毫无忌惮。

　　在另一部性侵题材的印度电影《红粉惊魂》中，警方的骄纵和无能则被表现得更显鲜明。3个女孩在受到性骚扰后去报案，警察不愿受理，而是反问她们为啥去和男人一起喝酒；好不容易报案后，女孩们又找不到愿意替自己辩护的律师，因为大家认为夜里出去和男人喝酒的都是坏女孩，活该被性骚扰；开庭之后，她们更是百般被羞辱。根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印度的强奸案定罪率不到10%。

　　《一个母亲的复仇》呼应了印度现实社会的焦虑。法庭要根据证据才能给出结论，但证据对片中的受害者艾丽娅并不利，因为当晚她体内的酒精浓度近乎醉酒，而醉酒下的证言在法庭上的信服力大打折扣。更关键的是，警方是三天后才从受害者身上采集证据的，样本已被稀释破坏。在法庭激烈的争辩之下，实施伤害行为的4个人居然被无罪释放……

　　围绕德里公交车惨案，印度电影人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印度的女儿》，影片对印度社会的现实作了更直接的揭示。印度是一个一直标榜自由民主的国家，全然不在意极大的贫富差距和落后的经济水平，种姓制度的肆虐等社会问题突出，大部分印度人干着最底层劳动力的工作。电影《第15条》中，3个低种姓少女因要求日薪增加3卢比——约合人民币3毛钱，就被工厂“老板”伙同警察残害，两个孩子被吊死以儆效尤，还有一个下落不明。

　　恩格斯说：“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警察对抗的是恶，而不能成为恶本身。当他们作恶的时候，就有了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所以，这部电影在中国放映时，海报上端有这样一句话：“正义到不了的地方，还有母亲。”

　　然而，依靠母亲或父亲，或任何受害者亲人的力量实现正义，绝非印度这样一个自我标榜为民主法治的国家应该有的现象。因为，这样的母亲更可能是电影《三块广告牌》中的那位母亲米尔德雷德，被痛苦和绝望缠身，终其一生所期盼的正义都不可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