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的严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卸任副检察长的工作生涯，再现了他们对检察事业殚精竭虑的人生境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检察脊梁，人生楷模”。读懂他们，从某种意义上，就读懂了共和国的检察史……

　　这也是梁国斌的“黄金检察时期”。他的生命，牢牢地和共和国检察事业凝聚在一起。

　　1956年3月3日，梁国斌参加了张鼎丞主持的高检院党组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日本战犯案件。大家认为:十年过去了，这些战犯在思想上也有了转变，采取宽大处理的办法是比较适宜的。鉴于当时我国还没有专门惩治战争犯罪的法律，而《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不能适用，可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参照国际法有关条款，出台一个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1956年4月25日，张鼎丞检察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侦查在押的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的主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该决定表示，“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1956年5月1日，张鼎丞对1017名次要的或悔罪表现较好的战争犯罪分子，签发了《免予起诉决定书》，“并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日本”。对45名主要的战犯，高检院向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

　　“这种宽大的处理，是中国人民伟大胸襟和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只有胜利了的中国人民才有气魄做得出来。”1956年6月2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国际法专家梅汝敖这样表示。

　　1957年1月，梁国斌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表示:“这一工作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做得成功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五)调研一般监督

　　一般监督(对政府各部门、地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所制定的决议、命令或者措施，在程序上有不当的地方，或者在内容上与国家宪法、法律等有抵触的地方，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后，有权提出抗议或者建议。)是检察史上不可忽略的名词，更是梁国斌在高检院工作期间亲身经历、调查过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时，高检院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设置了一般监督厅，由王立中出任厅长。王立中领导厅里的同志拟出一份“一般监督工作计划”，打算下发全国。各地也发展了不少检察通讯员，协助一般监督。但是，各种反对声音也接踵而至:监督范围过宽、抄袭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实际等。

　　为此，张鼎丞派梁国斌到天津调查。1956年11月29日，高检院召开党组会议，梁国斌表示，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般监督的任务、范围和工作方法不够明确，“一些检察院甚至对国营商店的螃蟹跑掉、韭菜烂掉、灰尘多等小事进行监督，对国家机关的决议和命令却几乎没有监督”。会议决定:再派人到山西、北京等地进一步调查研究。

　　接下来，高检院派员到山西调研，发现情况和天津相似。1957年4月，高检院选择了北京丰台、宣武和河北徐水县三个地方进行试点，调研组发现大部分案件“够不上一般监督”。

　　“作用有限”是梁国斌的结论。1957年1月，总结1956年全年工作时，梁国斌表示，一年来，“在一般监督方面，对于巩固国家法制起了一些作用”。在谋划1957年检察工作时，他表示:“一般监督工作在目前应当重质量不重数量，根据法律的规定，有重点地检察各种违法行为。”

　　“在1957年，停止发展检察通讯员。”这次会议上，梁国斌还指出，对于已有的检察通讯员应进行整顿巩固和教育提高的工作，对于不适于担任检察通讯员工作的，应当解聘，对于使用检察通讯员方面的一些不适当的现象应当加以改变。

　　渐渐地，大家意见趋于一致，同意把一般监督备而不用或备而待用，将对各部门的决议、法令的监督权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事由各部门自行监督。

　　但是对于工作中的一些争论，如王立中会依原有的一般监督计划，指出具体落实力度不足等，梁国斌认为是业务上的不同看法，从不深究。这后来成为他“右倾”的标志之一。

　　(六)吴春秀还活着

　　“老梁，吴春秀还活着!”1956年的一天，梁国斌接到了在福建工作的老战友的电话。老战友告诉梁国斌，他在山区访贫问苦时，遇到了吴春秀。原来，她在1934年的那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被人贩子卖到广东，成为一名山区农民的妻子，并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位农民早逝，她便一个人带着儿子以种田为生。解放后，她才回到福建老家。

　　战友还告诉梁国斌，现在吴春秀腿上有残疾，当她听说梁国斌还活着时泣不成声。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