獬豸又称“触邪”“直辨兽”或“任法兽”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其“似山牛”，王充《论衡·是应》将其视为“一角之羊”，后世亦有称其“似鹿”“如麟”者。作为一个神话生物，对獬豸体形众说纷纭似乎也属正常，但其能辨曲直的能力却被各家所公认：獬豸见人争斗时能以其独角触“不直”者的方式“助狱为验”，故成为法律公平正义、法官明察秋毫的象征。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獬豸被誉为“司法鼻祖”——据说，助尧舜禹推行五刑的皋陶在“判决有疑”时便求助于獬豸。在这里，獬豸所代表的神性，成为人类智力穷尽时的最后依托。

　　獬豸的重要性从汉字“法”字的构成也能看出来——“法”古作“灋”，可以拆分成“水”“廌”“去”三字，这里的“廌”正是獬豸。《说文解字》有如下解读：“灋，刑也。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不仅指明了獬豸与法律的关系，同时也指明了獬豸“触不直者去之”的洞察力。

　　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有诸侯国将獬豸的形象融合至官员舆服中了。据《后汉书·舆服志下》所载：“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这里的楚王指楚文王熊赀——熊赀是否真的获得了獬豸不得而知，但獬豸冠相传是熊赀依据獬豸的特征制作的。秦汉之后，獬豸冠一直作为执法者的冠帽流传于后世，故而又得名法冠。

　　“触不直者去之”六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包含了审判与惩治的双重含义。“触不直”是审判，而“去之”是惩治，其中包含了主动司法、审执合一的传统司法精神。

　　獬豸最早的记述，应当出于《墨子·明鬼》中的一则故事：齐庄君手下有王里国、中里徼两位臣子产生了争执，“讼三年而狱不断”——不妨称之为“王里国诉中里徼案”。齐庄君无奈，于是求助于“神判”：“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掘穴，刭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

　　从中可以看出两位当事人借助“神羊”进行神判的程序：王里国在陈述其“诉讼请求”时，“神羊”没有反应。等中里徼陈述其“答辩意见”时，话未说完，“神羊”便“起而触之”，将他的脚撞断了。这个故事点明了獬豸的众多元素：“羊”与獬豸的体貌特征相呼应，“羊起而触之”“折其脚”又分别与《说文解字》中的“触不直者”“去之”相呼应。所以，这一则故事基本能够诠释獬豸的起源正是以羊为载体的“神判”。

　　古代欧洲以天主教传统为主流，结合各民族不同文化渐次发展出了诸如沸水神判、冷水神判、热铁神判、吞食神判等林林总总的神判法。如果说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发达的神判传统，并且以此为原型形成了对獬豸的崇拜，那为什么在日后的司法发展历程中没有发展出如欧洲那般“发达”的神判体系，反而只留下了獬豸这一文化符号中的意象呢？

　　其实中国古代司法模式的确与“神判”相异，其决疑的基础不是神灵之意而是诉讼双方的言辞证据——当然，在证据规则还不完备的时期，是以言辞为主体的。以控辩两造的言辞定罪的程序，在《尚书·吕刑》中被称为“五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周礼·秋官·小司寇》称为之“五听”：“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对此，初唐经学大师孔颖达解释得极为详尽：“凡断狱者，必令囚之与证两皆来至。囚证具备，取其言语，乃与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其五刑之辞简核，信实有罪，则正之于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辞不如众所简核，不合入五刑，则正之于五罚……各得其辞，乃据辞定罪。与众狱官共听其辞，观其犯状，斟酌入罪……故云‘听其入五刑之辞’也。”

　　从思辨方式看，“五辞”“五听”代表了更为先进的辩论式“决疑”，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神判法更为先进，而在一个更为先进且成熟的诉讼模式下，很难相信人们会“买椟还珠”式地退回选择神判法。

　　对此更具代表意义的是《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的“李离伏剑”这一典故。李离为春秋时期晋国的法官，因断案失误错杀好人而判自己死罪。当时晋国国君是晋文公重耳，他劝李离“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的答复则是“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

　　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晋国关于法官审判责任的法规已经相对完备，正所谓“理有法”；二是法官审判依靠的是听微决疑，这里的“听”自是“五听”，在“听”的基础上“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完全没有神判法或是獬豸存在的空间。晋国的法律制度已然如此发达，同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齐国会如《墨子》所说的那样服从于“神判”吗？

　　其实答案可能很简单。《墨子·明鬼》引用这一故事只是为了证明鬼神的存在而非“神判”，“王里国诉中里徼案”的重点在于“明鬼”而非“神判”。“王里国诉中里徼案”的前提是“讼三年而狱不断”——如果一个案件经历了三年法官还无法决疑，那说明以当时人类的智慧已经很难确定案件的真相。这种局面或者导致法官拒绝裁判，或者只能将正义的标尺交付神判。也就是说，獬豸出场时距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年，而且是齐庄君在无法通过“五辞”“五听”决疑的情形下使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墨子·明鬼》中的故事不仅不与《尚书》《周礼》《史记》中的记载相冲突，而且可以说明在“五辞”“五听”这一裁判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的法制环境下，神判法的使用只是一种带有无奈色彩的补充。獬豸所解决问题与其说是“别曲直”，倒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司法裁判中偶然出现的“不确定状态”。

　　从这一层面考量，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獬豸决疑并非欧洲文化意义上的神判。欧洲文化中的神判建立在完整的三段论基础之上。大前提：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的判断一定正确。小前提：神对某一案件的判断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体现出来。结论：通过“特定的方式”可以知晓神对某一案件的正确判断。而“特定的方式”指的是各种各样的神判法。

　　要申明的是，在人类刑侦技术与审判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神判法的确有其实用上的优越性。首先是一定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从而排除案件的“不确定状态”；其次是成本低、效率高；最后是成熟的神判法所能达到的两种结果机会均等，所以也相对公平，能让控辩两造都易于接受。

　　当然，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能够通过用理性的方式决疑的阶段时，“神判”自然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公元13世纪，随着欧洲各国法定证据制度的渐渐完善，教皇英诺森三世下达神判禁令，而取而代之的证人证言等制度，与中国古代以“五辞”“五听”进行决疑的制度不谋而合——从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来看，或许又是中国人领先了欧洲一千余年。

　　从追求公平正义的民族精神来看，獬豸崇拜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呢？毕竟，獬豸背后屹立的并不是神的旨意，而是越来越健全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