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从检17年，距离蒋先生离世已8年。说来也巧，我在检察生涯初年，无论是在侦查监督科或是在反贪部门，都和先生同处一间办公室，自然而然与先生师徒结对，正是在他的教导下，一步步从学写字开始熟悉检察业务的。

　　对，就是从学写字开始的。记得那是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先生叫我一起去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一场笔录记下来，我大汗淋漓、气喘心虚，给先生一看，字迹歪七扭八、满目涂改。先生看后，什么都没说，默默将原稿退给我，然后自己再次讯问了犯罪嫌疑人，边问边记。看着他笔录上工整的字体，我呆若木鸡。

　　第二天，他给我了一本封面泛黄但整洁如新的行楷字帖和一本练习册。他告诉我，从现在起我的“课后作业”是每天练字10页，第二天交给他。每天下午，他无论多忙都要将看过的练习册交给我，上面哪个字临得好，他会圈出来，哪个字临得潦草，他也会用他那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工工整整地备注在旁边。他还经常告诉我，字如其人，练字练心，检察工作要公正无私，故必须字正人正；检察工作也要导人向善，故唯有正己方能正人。直到现在，我虽依然一手不太拿得出手的字，但先生的话却让我铭记一生。

　　先生大我24岁，是全院公认的办案能手和资深业务导师，不少青年干警都在他的指导下成长为政法战线骨干。他曾戏称我为他的“关门弟子”，何谓“关门”，用他的话说，就是关起门来教我办案经验技巧，探讨监督思路举措，还不时考察学习效果。记得在侦办一起受贿案件时，先生冷不丁考教我，调查行贿人该从何处发问？我不假思索回答道，应从行贿赃款问起。先生随即耐心教导说，行受贿行为具有隐蔽性且大多“一对一”，在调查行贿人时，应首先从调查行贿人如何联系和接触受贿人入手，然后以受贿人职权职责为核心顺藤摸瓜，才能取得突破。现在，我虽没有从事一线办案工作，但追根溯源，我的检察思维基因或许是从他那里种下的，至今于我受益匪浅。

　　先生做事心细如发，却性如烈火。记得有一次，他带着我清点登记犯罪嫌疑人物品，我看也不看，拿起一条中华烟就登记“中华烟一条”，先生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中华烟从盒中清点出6盒。先生冲我吼道：“细节决定成败，粗心大意不是干检察的料！”旁边一位老同志拉着先生劝解道：“跟娃好生说，别动怒。”我怔怔地愣在原地，震惊、委屈、悔恨……一齐涌上心头。

　　我从小到大都是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长辈眼里的乖孩子，就为了这件小事儿，值得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当天晚上，先生约我吃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检察工作必须严谨细致，我们要像手艺人一样，对每一个环节精益求精，才能办出经得起检验的铁案，现在对我严格要求，将来会让我少走弯路、不犯错误。听到这里，我早已羞愧不已，泣不成声……

　　“梨花风起正清明，潇潇暮雨人归去。”先生之音容宛然在目，先生之教导未尝或忘。遥想先生弥留之际，口不能言，唯有以手指心。我明白，先生是想告诉我，他的一生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止无愧于心。我想这就是老一辈检察人对我们最宝贵的传承，最殷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