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图书出版社

　　科学技术是影响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生活福祉的重要指标。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浪潮奔流而至，无论是参与国际合作，还是全球实力较量，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国家安全是美好生活的前提，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老百姓而言，科学的进步能让更多人获益，这是每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追求和担当。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改革先锋，“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是中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也是中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去世，享年93岁。至此，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仅余3位在世。《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讲述了于敏用毕生心血倾注于祖国氢弹事业，用一生书写了科技强国的精彩篇章。

　　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

　　于敏生长于普通工人家庭，在他12岁那年，日军占领了中国华北，侵略者暴行使祖国被践踏，人民受迫害。一次，于敏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车碾压，那一刻，懵懂的少年饱含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极大痛恨，并在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学习是进步的前提，更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勤奋好学的于敏立志奋发图强。在天津耀华中学读高中时，于敏就以门门功课第一而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机电专业。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攻读物理专业，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大学期间，于敏的成绩总是名列榜首。当时考试成绩都会公布在图书馆院内的墙上，全校师生都记住了于敏的学号1234013，因为这个学号总是名列第一。由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于敏以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很快在该领域崭露头角。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让世界真切地看到了核武器毁灭性的力量，根据2002年美国解密的41份绝密文件表明，美国曾多次企图对中国发动核突袭。朝鲜战争期间，装有原子弹的导弹，一度运至日本冲绳岛，美国人扬言要将核武器当做普通炸弹来用。国际舆论称，自广岛和长崎被毁灭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新中国一样临近核威胁。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人才稀缺，急需一批科学家从事制造核武器的重要工作。核武器的研制对人选要求极为严苛，拥有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能力强的研究队伍对于研发具有决定性作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绩优异的于敏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入到制造核武器的科研工作中。于敏深知只有拥有一流的科学技术，才能拥有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在他身上，实现了“科学”与“强国”完美的结合。而令人惊叹的是，于敏是这支研究队伍中唯一一位“国产土专家”。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但这并没有阻挡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

　　科学要实事求是

　　1952年，美国研制的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小岛上爆炸。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57年，我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表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中国用农产品交换苏联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当时，中国人对苏联指导充满期待。然而，随着中苏关系转冷，这一协作并没有持续。1961年，苏联试爆氢弹“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美国在日本扔下原子弹的几千倍！那时，世界上只有英美苏三国成功研制了氢弹，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曾赤裸裸地讲：决不能让中国搞氢弹！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以我国当时的条件，要想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而苏联切断援助成为了分水岭，中国由此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道路。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二机部九院抓紧组织氢弹的研制工作。于敏和科研人员们只知道氢弹的释放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理论设计是制造氢弹的“龙头”，于敏深知在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我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也就是说这项工作只能靠自己。于敏找准先进知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点，真正使创新创造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他领导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完成一篇又一篇论文，攻克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彭桓武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的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创造。1967年6月17日，在耗时两年八个月时间、进行五次核试验之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美国用了七年三个月，苏联用了六年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其间隔之短，实现速度之快，为世界之最，“国产土专家”于敏及众多科学家共同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更让世界为之震惊的是，“于敏方案”设计的氢弹更适合实战，中国氢弹诞生之初就已经接近甚至完成了小型化的应用。就连美国军界都说：这家伙可抵十个集团军！

　　承前方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在1986年邓稼先逝世之后，于敏十年如一日，将两人合作的最后一份规划——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正是因为邓稼先、于敏的战略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十年宝贵的核试验时间。更让中国赶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实现了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前，加快中国的核试验步伐。鉴于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有人把于敏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但于敏却回应“这话不科学，最主要是团结，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跟其他的同志一样，也发挥同样大的作用。”

　　科技强国需要我们去踏踏实实地“做”

　　劳动是创造的基础，创新是科技生命力的本质特征。当年一穷二白的国家能为科学家提供的条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物质资料的匮乏，技术的落后，乃至粮食的短缺和封闭的环境，同样转化成压力，加剧了从事科学研究人员的紧张。制造第一颗氢弹时，科学家们用的竟然都是最原始的工具。虽然炼制炸药时用的是铝锅，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但是这里却有于敏等第一代科学家的天才创造，有他们义无反顾的热情，还有他们脚踏实地的耕作。将研究融于日常，让研究成为习惯。长期以来，于敏把自己埋在数以万计的演算纸里，最终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数据中，以超乎寻常的物理直觉，逐渐理出头绪找到关键，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形的基本完整方案。

　　让更多科研成果应用到振兴中华的事业中，是每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追求与担当。在氢弹试验成功后，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深山里，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已经有原子弹、氢弹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研制核武器？于敏认为，我们的武器在地下，是固定的，人家卫星一看你这个位置都知道。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因此，“中国氢弹之父”没有停止他的脚步，为了研发二代核武器，日夜无休地进行科研。

　　众所周知实验中放射性物质是具有杀伤性的，于敏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1年10月一天深夜，于敏再一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送到医院时又一次休克……于敏，这位中国的物理学天才几乎是拼了自己性命为国铸核盾！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何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于敏这样回答：“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2014年，于敏获得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由于身体原因，89岁高龄的于敏没有亲自来到领奖台。在颁奖典礼上他的儿子于辛代替父亲领奖。在访谈环节，当主持人问：“当知道要把感动中国这个奖杯给你爸爸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于辛回答：“他觉得他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人才，而优秀的人才只有融入到伟大的事业中来才能体现出伟大的价值。“中国氢弹之父”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生命诠释了科技强国的伟大梦想。让科技强国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的动力之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赵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