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雯姬 赵晓耕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的“人伦母子”案的处理，是典型的伦常与法理的补充、协调。资料图片
中国古代的生活准则囊括于“情理法”中，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核心也在于人情、天理与律法。此处言及“情理法”，不在于界定概念、明晰关系，而在于重拾中国智慧。
二战后，美国学者芒福德提出“生命的更新是时代的挑战，生命的完善是人类智慧的核心”。而中国自古就崇尚自我完善，文化内核深处暗含自我更新、内在约束的意志，外化于国家治理中便形成了儒家学说，文化上呈现出丰富、多元、平衡、自信的样态。
相较于日益专业化、全球化、个体化、碎片化的当下，中国古代生活的准则是将规则与生活交融于一体，形成高于知识的智慧。现代社会早已实现了知识取代智慧。反观中国古代王朝“一治一乱”的规律，或多或少，乱因是对生命完善的忽视。谈及治乱，本文多求诸治“贼”，以宋代为例，一一详述。
治人情之贼
《说文解字》载：“贼，败也。”《荀子修身》有载：“害良为贼。”治贼，反映到具体的情理中，意寓恢复伦理秩序的良善。“人情”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在古代语境下，多属于行为举止合乎伦理。“十恶”就是针对人情规范的法律规制。人情关乎世情，世情彰显于规范。面对古代的伦常案件，当时的司法官员大多适法而断、依法定罪，或是有法不依、存乎于心，笔者试以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人伦母子”为例来说明。案情：
马圭之见讼于其母。亟呼气母至前，询问其状，乃备陈马圭不孝之迹，父母与之以田，则鬻之，免其营生，则悖之，戒其赌博，则违之。十年之前，已尝为父所讼，而挞以记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而且以为怨。其间更有当职之所不忍闻者。观其所为若此，则是真为恶人，非复如陈元之可化矣。当职心实忿焉，从其母之所请，刑之于市，与众弃之矣。早间其母执至其父遗嘱，哀矜恻怛之情，备见于词意间，读之几欲坠泪，益信天下无不慈之父母，只有不孝之子。罔极致恩，马圭虽粉身碎骨，其将何以报哉！但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遣之词，而其母亦复恻然动念，不胜舐犊之爱，当职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为母子如初欤！今更不欲坐马圭之罪，押归本家，恳告邻舍、亲戚，引领去拜谢乃母，友爱乃弟，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词，定当科以不孝之罪。所有马早遗嘱，録白一纸入案，更以一纸付马圭，归家时时诵读，使之知乃父爱之如此其至，则天理或者油然而生。
母亲控告儿子马圭不孝，十年前马圭曾被父亲控诉不孝而被惩戒，至今未曾悔改，判官胡颖认为他是“真恶人”，本打算定罪不孝，当众责罚。后其母呈递亡夫遗嘱，满是哀矜恻怛之情，感动了判官的同时，被害人母亲亦被亡夫所书感动，不愿儿子受罚。后马圭被释归家，判官令其常常诵读亡父遗书，另“特支官会二十贯，酒肉四瓶”给马圭，回家同亲戚、邻居享用，希望借此实现“迁善远罪之风，虽素来狠傲无知，不孝不友者，亦复为之革心易虑”。
此案的处理是典型的伦常与法理的补充、协调。判官胡颖“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所判“母讼其子而终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具体实践着“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婣任恤”。处理人伦情常，据法而不逾于矩，治孝于邻里，同时，注重实现法理一体，维护受害人的权利，通过情理训诲加害人，以减免刑罚恢复亲属伦常秩序，践行传统“先教后刑”的原则。
回归到当下，亲情孝道仍是伦常所重，虽然去除了纲常刑罚的严苛，但是孝亲睦邻仍是值得借鉴的文化传统，尤其是邻里关照，对于我国当下社区文化的确立有深远的意义。
治“毁则”之贼
“刑杀不正谓之贼”。贼，被直接纳入法律体系，从理论到实践，逐一完善，明晰何以为贼，才能有效治理“毁则”之贼。治贼须法例明晰，程序规制完备，官吏清明，进而实现社会安定。若社会不稳定，“毁则”之大贼是治者己身。
律文释义探源，可参见程树德的《律名考贼律》，其“贼”取意“叛逆杀伤之类”，又辑佚文“无变斩击谓之贼”。沈家本先生在《汉律摭遗》中精辟考述“贼”为“寇贼奸宄”“杀人曰贼”“毁则为贼”“毁则坏法也”“杀人不忌为贼”“‘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贼，伤害也”“贼，害也”，“贼仁者谓之贼”“保利非义谓之贼”是毁则，“贼”是有心伤害之事，比无心情节严重。所以，法律依照主观恶意，认定“贼杀人”“贼伤人”“自贼杀”比“斗而杀人”“戏而杀人”行为严重程度深、社会危害性更高，因此，欺谩、诈伪、矫制、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背叛、投降、谋反、来诱为间等，均视为贼。其后律文多有更替，但是法律原意、词汇意涵得以保存。今日治贼，也许应注意欺谩、诈伪、杀伤、语言暴力、背叛等含义。
“治贼”的具体手段依托于司法。宋代立法与司法有“职分宜别”的传统，“鞠谳分司”是此原则的代表，呈现了宋代高超的司法技术，由此寻求审与判的公正性。尤其是在当时地方长官享有集行政、司法和军政于一体的权力体制下，实践这样一种司法审判制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司法的独立性。以治官调节司法公正，考核审结案件，纠察错案、冤案，通过降等续录、增加磨勘年限，甚至承担刑责。
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中，地方最高司法官员既是行政官员也是司法官员，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基础上，以加重审判责任作为限制权力、保证公正审判的实现，是有其正当依据的。权力部署，权责划分，权力分配，似乎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之上的永恒论述主题。限制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审判，可以说，一直是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关键。反观古代的处理方式，因历史背景和社会境况不同，也许无法做一个明确的比较。
但是，如何确立法律的公信，如何使民众信服法律，如何令法律真正地获得民众发自内心的尊崇，反观司法运行，尤其刑事司法中的种种弊端，古人在社会文化环境构建中的作为似乎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
注重审判过程中回避制度，尤其是注重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证据的认定。在证据不清，或者事实不清的前提下，上奏中央审理的奏谳制度，并没有加重刑事处罚，反而大多数案件的审理结果是降低或减轻了处罚。在制度设置上，宋代已经有类似于“疑罪从无”的审判模式。
审讯方式的规则化。古代的刑讯逼供最为世人诟病，刑罚日益文明化，然而时代变化并未缓解讯问的残酷。相较于前朝，宋代通过规范讯问手段，在制度上保护人的生命。较为针对刑讯的工具、方式乃至部位等等，都会有详细的规定。有关官员若违反相关规定，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为求供述导致犯人死亡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有宋一代，尤其是南宋时期，设置刑讯方式、方法与监督机制，但是流于弊端，值得反思与借鉴。
治贼之警示
中国古代“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僭不贼，鲜不为则”，若“舍义取利”，多是贼举。中国古代的边疆安全与社会稳定一直是治国方略中的两大要点，宋代的贼盗之乱是治理重心，戒除妖言惑众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制度上的设置才是治理的根基。毕竟，古人寿命较短，避开社会动乱、避免人身伤害，是保全性命的重要前提。
宋代法律制度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不断调整律则，编敕颁令，制定新政策。当然，古代因事而治、因时而变的制度特点延续至今。但是，因人因地制宜的法律传统并不等于理想治理，有时甚至是灾难，在作为规则操作时，需要审慎且警惕。
以宋代“重法地分”为例，犯贼盗处以重法地之法，“连坐、籍没、配千里、遇赦不原，使民不得自新”，加上反复的自然灾害，贼盗叛乱现象日益激增。此外，当时国家经济不景气，均田制的瓦解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脱离出来，自耕农丧失了原有土地，而后又以佃户身份成为租佃关系的一部分再次融入土地。土地的买卖交易也日益频繁，经济在早期发展中显得十分活跃。
但是，这样一种土地贸易大多局限在有产者、有权者之间，普通百姓是无力承担这样一种贸易下的大金额消费的。也就是说，经济繁荣的最大受惠者并不是平民。而且，就租佃关系下又破产的农民，在他们丧失了生活来源时，盗贼成为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生存方式。恰恰是生活的窘迫，加上法律的严苛残酷，法网的繁密并不能控制犯罪的肆虐。一方面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益高涨；一方面是募兵制下军人社会地位低下，兵员空缺的状况下，再加上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有限，国家需要一种能够迅速获得更多的劳动力的机制，并且有效的维系社会的安定，新的调整政策应运而生。
可以说，为了治理不断出现转变的乱象，古代社会的律则在不断调整，而大的社会生活的准则在保持内部稳定不变的前提下，随着时世的变迁而调整至最适宜的模式。比如，宋代在处理伦常案件的刑罚程度上，轻于前后朝；在处理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罪行上，略严苛于前朝；崇尚律则又适宜于人情，禁戒妖言惑众，推崇读书、思辨之风，以古人的智慧，维系着生存的尊严。治贼，不仅是治理“毁则”之举，也要治毁智之行，树独立之人格，明是非思辨之治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