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省国税局局长旅游时被盗12万元却不敢报案，想隐藏秘密却给自己惹出一连串的麻烦，为什么?省检察院反贪局把涉嫌受贿的省交通厅长关进了看守所，但厅长拒不交代受贿款的下落，受贿案如何落幕?测谎，将层层剥去嫌疑人光怪陆离的伪装，使一个个疑团重重的大案水落石出。

　　“这难道是天意吗?”张士录想，“我真的感动了上苍了吗?”想到这儿，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儿好笑:毕竟是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任正厅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有七八年了，怎么突然间相信起宿命来了?可是再反过来一想，能不信吗?他被关了整整五天，天就阴了五天;儿子捎信来了，他的案件有转机了，天气就放晴了。

　　究竟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能让张士录如此兴奋呢?其实他儿子的来信说是信，只不过是一个纸条，纸条上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字:

　　“父莫急，所谓的赃款查无下落，检只好放人。”

　　这就够了，足已让他兴奋了!他知道儿子来信虽然简短，但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厚的。那里面既包含着儿子对他的爱、对他的关心，也包含着儿子连日来为他操的心、为他跑的腿、为他做的工作。

　　张士录不是一个不懂法的人，他不仅在担任领导干部后每年都要接受法治教育，在上大学时他的第二自修课就是法律。因此他知道什么是侦查，侦查的目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什么是反侦查，怎么做才能达到反侦查的目的。他在被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视线后，就利用了自己的这一优势。

　　在没出事儿之前，张士录就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来自于他的实践。因为他的前任就是栽倒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而他的前任是因为有人举报才案发的，这个举报人就是张士录。当时，张士录是二把手，前任和他的年龄一般大，他算来算去，如果按部就班地干下去，这辈子怎么也当不了一把手。就在这时，他掌握了前任受贿的铁的证据，就匿名发了举报信，后来，前任因受贿罪被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张士录就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交通厅长的位子。

　　但在交通厅长这个高风险的职位上，张士录同样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自己，很快就重蹈了前任的覆辙。几条高速公路的工程下来，他就受贿了数百万元。从这时起，他就有了预感，预感到将来不定哪一天他也要出事儿。因为他知道，大凡天下事，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受贿的事，也并非只有天知地知。起码行贿人知道，行贿人单位的领导知道，行贿人和行贿人单位领导的家人也可能知道。所以，当这种预感成为现实的时候，他并不感到惊慌，而是利用自己懂法的优势和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玩起了“耗子戏猫”的游戏。

　　张士录心里非常清楚，当今办理贿赂案件最难的是取证，因为行贿受贿的行为都是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大多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两个人在场，所以即使案发，这类案件也都是一对一的证言。如果行贿人说送了，而受贿人坚决不承认，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侦查机关就要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来就不能定案。目前，张士录的案件就处在这么一种状态。

　　自被关进看守所后，他的心情确实很不好，但他并不着急，他甚至有一种旁观者幸灾乐祸的心情:你们反贪局把我关进来，我看你们怎么放我出去?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受贿的事尽管有行贿人的证明，可他却一直没有承认。当然他也知道行贿人作证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迫于压力，如果人家不作证，就有可能也被关进来。有谁会那么傻，给人家送了钱，再陪着人家坐监狱?所以他也并不怪行贿人的作证。只是反贪局办案人员也太性急了，他们自以为把行贿人的证言取了，把行贿款的来源查清了，就认定是送给张士录了，尽管张士录不承认，反贪局也把他关进来了。“没有查出行贿款的下落就关人，我看你们怎么收场?”张士录一直这么想，只要程序违法，结果就必然违法，一切侦查就都是白费劲。现在接到了儿子捎进来的信，他心里就更敞亮了。

　　事情果然如张士录所预料的那样，上午10点半，反贪局办案人员把他从号里提了出去，宣布对他变更强制措施:由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变更后仍交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于这一决定，是张士录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他原以为，反贪局查不出他的受贿款的下落，就会放了他，一旦放他出去，他就会立即四处喊冤，闹他个满城风雨，特别是要让新闻媒体加大舆论力度，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N省检察院反贪局办了错案，无辜地冤枉了他。然后他再到省委、省人大去找领导，以表明自己的清白。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变更了一下强制措施，还给他留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尾巴。这样即使出去了，自己的行动还是不能完全自由，还是在检察院的监控之下，自己的命运也还是在检察院手里捏着，想搞点什么小动作就不太容易。

　　等办案人员宣布完决定，张士录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声音低沉地问:“能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李厚健 李慧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