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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去北京刻公章
2019-10-16 10:04:00  来源:检察日报

  1994年7月1日,江都撤县设市,从市级机关到各部门、各乡镇……都要刻制新的印章。带有国徽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的公章和带有政协徽章的市政协的公章,还需要到北京造币厂去刻制。

  为了保证市人大、市政协、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的公章在7月1日正式使用,这5个机关必须提前刻制好新的印章。

  因为北京造币厂当时承担着全国各地特种印章的刻制任务,业务十分繁忙,有的要排队等上两三个月才能取到印章,市人大等5机关经过会商,决定每单位派一人于6月初赴京制印,要求赴京人员开动脑筋,不辞劳苦,争取10天左右能够取得印章。很快,5机关赴京制印人员确定,并组成小组,由市法院办公室主任帅日康担任组长。当时,我在市检察院任办公室主任,检察长将我派往北京,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说实话,我长到40多岁,从未去过北京,非常想有一次机会。这次,我如愿以偿,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6月2日,我们一行5人从南京飞往北京,当晚住宿在中央警卫局招待所。第二天,我们分头行动,到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转办有关刻章的手续。那时,最高检和最高法相距不是太远,帅主任和我做伴,先到最高检,后到最高法。

  最高检门前国徽高悬门楼,黄铜黑字招牌,武警持枪站岗,让人感受到神圣和庄严。那时的最高检,有四幢不太高的办公楼,好像现代版的“四合院”。我们出示证件在传达室登记后,来到办公厅秘书处。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给我们倒上茶,认真地听我们说明来意,很快给我们办好了介绍信等手续,并给我们指点了去造币厂的乘车路线。接待热情,办事迅速,没有衙门作风,这是我对最高检机关的第一印象。晚饭时分,我们5名“特派员”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回到招待所。

  第三天,我们起了个早,赶在上班时间来到了位于西直门外的造币厂。造币厂属于保密单位,严禁无关人员入内,谢绝参观。负责刻制印章的业务科长和车间主任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们表达了期望尽快取得印章的迫切心情。当他们告诉我们最快也得20多天才能取到印章时,我们的心凉了半截。

  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印章是我们赴京的“第一要务”。回到招待所,我们几个“臭皮匠”一合计,决定给造币厂的业务科长和造币车间正副主任施放点“糖衣炮弹”,以求特别关照。

  第四天上午,我们从商场购买了一些龙井茶,来到造币厂。业务科长和车间主任说什么也不肯接受我们的小恩小惠:“真不好意思,我们只能尽最大可能,排队制印的单位确实太多了。”听了他们的话,我们心头有了些许宽慰。

  公事基本搞定,帅主任说:“造币厂的同志体谅基层的难处,应该会帮我们忙的。趁这两天的空隙,我们逛一下北京城。”我们几个连连称好!

  有人说,到了北京,不看升国旗仪式,就是枉来一趟。6号凌晨3点多钟,我们早早起床,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不一会儿,以升旗平台为中心,里三层外三层已聚集了几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得较早,站在圈子的最里面。6月初的北京凌晨,寒意甚浓,我们穿着春秋服,还有点打寒战。当威武雄壮的国旗护卫队在激扬的军乐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从金水桥向我们走来时,我们顿感热血沸腾,寒意消散。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我们仰望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对伟大祖国充满着爱恋和崇敬,也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升旗仪式完毕,眺望东方,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霞光万丈。我们的伟大祖国沐浴着朝阳,开启了新的一天,到处生机勃勃。

  游兴再浓,也不可忘记肩负的重任。8号上午,我们又来到造币厂。接待我们的同志说:“明天上午你们可以拿到印章。”闻得此言,我们喜出望外。9号上午我们从造币厂取得角质铜面印章,大家都觉得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任务顺利完成,个个笑逐颜开。

  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差事”,我们买来毛笔、墨汁和5本相册,由我执笔在扉页上写下了“江都撤县设市赴京制印纪念,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于中央警卫局招待所”等文字,并盖上5枚新刻制的印章,最后大家分别在5本相册上签名。

  201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江都市设立扬州市江都区。江都建制为县级市虽然只有17年,但赴京制印的那段美好时光却让我终生难忘。

  (作者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退休干部)

  编辑:开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