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在于《史记》“无韵之离骚”的文笔纵横、恣肆汪洋，更在于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进步的历史眼光，成就“史家之绝唱”。《史记》关注江湖之远，专为游侠折骨为刀作《游侠列传》，其中蕴含的坚忍不拔、公正善良的游侠精神，犹如那脱手一掷的标枪，划破黑夜如磐的天幕，跨越时空，如同清风拂山岗、明月照大江，经久不绝，成为中国史书上的空谷绝响。
春秋战国时期侠士初兴，至汉声赫，司马迁称之为“游侠”，赋予其特殊魅力和神秘色彩。行踪不定、萍踪侠影，舍生取义、见义勇为，正是中国文化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因子。
1.
《史记·游侠列传》以驳论立题，指出了韩非子关于“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认识的片面性，明确了游侠的精神内涵：“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说法并非虚言。
《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及的游侠有30人之多，司马迁将其分为卿相之侠、暴豪之侠、匹夫之侠，其中浓墨叙述了匹夫之侠。延陵君和孟尝、春申、平原、信陵“春秋四公子”等卿相之侠，“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由于身份地位特殊，属于“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有侠义却无侠行，难属游侠。至于地方豪强的暴豪之侠，属于仗势欺人、倚强凌弱，“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而盗跖等又属于民间强盗，他们有侠行却无侠义，实与侠“不察其意”。
而匹夫之侠主要指“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他们才是游侠精神的鲜明诠释者。司马迁写了山东朱家、洛阳剧孟、河南济源郭解三侠。对山东朱家救人济穷之侠，画龙点睛——专门“趋人之急”。对洛阳剧孟之侠，侧面烘托，显示其声名赫赫——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得到了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司马迁又说：“得剧孟……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
司马迁秉持“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立传，不以身份地位限定。《游侠列传》可谓“因义立传”“人微义重”，尤其对“布衣之徒……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司马迁写得奇肆磊落、虎虎有生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游侠列传》主旨：“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游侠列传》共出现9次“义”字。何为“义”？“行而宜之之谓义”。《论语·阳货》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推崇仁义礼智信。孟子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多行不义必自毙。墨子强调“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义利之辨是传统思想之第一要义，司马迁笔下之游侠，体现了惩恶扬善的春秋大义，义薄云天的人间正义。正如唐代李德裕《豪侠论》曰：“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司马迁为李陵战败仗义执言，惨遭蚕室之祸，以泰山鸿毛自勉，大笔如椽写下《史记》，本身就是铁血丹心、行侠仗义。他心中始终渴望真善美，长存踏平坎坷、仗剑天涯的侠肝义胆，向往虎啸风生、龙腾云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气概，其侠义的维度已置于雄浑壮观的历史长河之中。
2.
《史记》既有《游侠列传》，也有《刺客列传》，在司马迁看来，二者是不同的。二者虽有侠的重合，却有义的分歧。侠有正当、崇高、伟岸和壮烈性，体现的是社会担当和责任，带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理想追求，而刺客感知遇之恩，有偏狭性、封闭性、保守性，体现的是个人恩怨。豫让吞炭，忍辱负重；荆轲刺秦，壮怀激烈，令司马迁既怀深情赞叹，又有节制和唏嘘。至于《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结党连群，博戏驰逐，斗鸡走狗，睚眦挺剑，则与以正义和道义为中心的侠不可同日而语。
司马迁去世180年后，东汉班固亦作《汉书·游侠传》，并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针锋相对。在主旨上，班固强调“礼法是谓”，其维护礼法的主张与司马迁匡扶正义的主旨相悖。《汉书·游侠传》强调等级秩序，“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不能容忍“以武犯禁”、破坏秩序的游侠之流。班固称春秋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与司马迁称为卿相之侠的称谓迥异。
班固对朱家、剧孟、郭解三侠之记述几全引自《史记·游侠列传》，唯其评述迥异：评述朱家群聚豪杰，暗助季布；剧孟好赌博，多与少年同游戏；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此外，班固还增写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嗜酒如命、内隐好杀、犯法作奸，然而对应的却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好勇斗狠、喋血街头的“闾巷少年”。班固《汉书》作《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此其所蔽也”，是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体现。
班固的说法既与韩非子《五蠹》“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的“犯禁说”相通，也与东汉荀悦的“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的“尚武”之说苟同。但是，班固等人的游侠之说突出了以武犯禁，强调了礼法秩序，忽视了社会道义，而司马迁的游侠之说抓住了仁义礼智信的核心和本质，尤为强调“今游侠”的时代背景：历经春秋战国，游侠盛行到天下承平既久、人心思定，这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侠”的不同理解。当年刘邦手提三尺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云起龙襄，化为侯王，割有齐、楚，跨制淮、梁”，依靠的是一批游侠义士的攻城先登、陷阵却敌，由此建功立业，但此一时彼一时，不同时代的取舍都有其必然性。
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历史观和正义观与班固的礼法秩序观为我们考察侠的意义提供了不同视角。任何侠义思想与侠义之举，都离不开时代背景与环境所限，不可以刻舟求剑，而是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赋予侠义以不同的内涵。
3.
《史记·游侠列传》爱恨情仇、刀光剑影的游侠精神空谷传音，影响至今，尚侠、慕侠、行侠，侠义、儒侠、隐侠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侠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精神出路和无限寄托。
侠士在诗人的笔下如有神助，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表现出狂放不羁、特立独行、追求自由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白《侠客行》写道：“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写出了侠士银鞍白马、飒沓流星、生死为轻的侠气剑胆。另一首《白马篇》讲：“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写出与剧孟比肩遨游的浪漫。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说：“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写出与郭解的暗通款曲和不愿折腰权贵的豪情。
温庭钧亦有《侠客行》：“宝剑黯如水，微红湿馀血。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写出了侠士惊心胆魄。杨炯《紫骝马》讲：“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写出了建功封侯的迫切。王维《少年行》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老将行》说：“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写出了万丈豪情。崔颢《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讲：“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写出少年英雄的狂傲。宋代白玉蟾亦有《少年行》：“落叶鬼神哭，出言风雨翻。气呵泰山倒，眼吸沧海乾。怒立大鹏背，醉冲九虎关。飘然乘云气，俯首视世寰。”……诗人笔下，侠客个个出神入化、人格卓然，俨然成了诗人的化身，人格的图腾。
千百年来，游侠精神依旧回响在《水浒传》《三侠五义》《聊斋志异》以及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中，将爱情、友情、亲情，武侠、言情、悬疑、推理，儒、释、道、墨，融会贯通，精彩交织，诠释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民族精神。“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流星蝴蝶剑，圆月鸳鸯刀，无不体现侠骨柔肠。金庸笔下，郭靖何尝不是郭解与唐传奇《虬髯客传》李靖的合成？《虬髯客传》写得侠气捭阖、虎虎生风，短短2500字，被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鼻祖：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肝胆相照的虬髯汉子，有神气清朗的少年英雄，“所有这些内容，在现代武侠小说都是可以时时见到的”。
《聊斋志异·田七郎》中，田七郎是在与一些“知名士”的比较之下出场的。他是一个“衣皂犊鼻，多白补缀”的普通打猎人，却具有那些“知名士”所完全没有的英雄肝胆。他不轻易受人之恩，然而受恩必报，哪怕是一餐饭一瓢水、一二件衣，也不忽略。蒲松龄在文尾引用“异史氏”评价说：“一钱不轻受，正一饭不敢忘者也……苟有其人，可以补天网之漏！”侠士精神，在小说家的笔下有了更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与清廉之风。
“一箫一剑平生意”，每个人心目中都藏着一个侠客梦，白马轻裘，救人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心中有公义，更有法治的明灯照耀，这才能真正实现惩恶扬善，这样的英雄梦才让人倾慕。这也是法治的精神基石之一，在这个基石之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