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悬疑探案剧《大唐狄公案》于2024年春节期间热播，全剧以单元案件布局谋篇，展示了“凤印案”“屏风案”“黄金奇案”等九大奇案。不同于2004年版《神探狄仁杰》中狄仁杰与元芳二人一文一武的互补，《大唐狄公案》对准的是文武双全的青年狄仁杰，呈现的是恣意洒脱、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而该剧更应被放大的是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即狄仁杰常说的“大唐律令”，这也成为整部剧的精髓。从该剧的几个案件，可以引申出与现代法治的关联与融合。

　　《大唐狄公案》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案子要数“屏风案”了。滕坎是大诗人，与妻子银莲伉俪情深。然而，滕坎并非诗才横溢，不过是通过抄袭和剽窃妻子诗作出名，当他在得知妻子红杏出墙忍无可忍后，便佯装患有癫狂症杀死妻子，并利用做过手脚的屏风，误导大众认为妻子死于“天意”。

　　滕坎的抄袭行为，按今天的法律，属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都对侵犯著作权有所规定。剧中，狄仁杰因无足够证据定不了滕坎的杀妻之罪，但搜集到了滕坎伪作诗稿的证据，因此，便以欺君之罪给滕坎定罪。

　　唐代的强盛繁荣，使得中国诗歌也进入了巅峰时期，流传至今的唐诗作品有5万余首，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改编、传诵古诗通常不会构成侵权，但不能不正当地使用古诗词，如胡乱署名、歪曲等不尊重古诗词作品的行为。“屏风案”的故事蕴含了启迪民心之意，也告知观众侵犯著作权要被追责。

　　《大唐狄公案》中，有两起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沙漠追凶案”“朝云书馆案”。我们历来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毋庸置疑也延续至今。这里想说的是“沙漠追凶案”涉及的有关法治进步的意义，因为案子耐人寻味。

　　狄仁杰办结“红亭子案”（惩治江湖帮派的案子）后，在兰坊地区立起一面遵守大唐律令的旗帜，并逐渐被当地百姓接纳，建立起威望。“沙漠追凶案”是狄仁杰重建县衙的第一案，由韩咏南强奸幼女引发。同样是因证据不足，韩咏南逍遥法外让被害人家属十分愤怒，以至于采取以恶制恶进行反抗。韩咏南因另一起案件而逃亡，狄仁杰在追捕他的途中，又接二连三遇到多起案件。狄仁杰在“素人”刁小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驿站，查到并解救了被贩卖的多名女童；在军营里，查出虐待士兵的长官霍怀礼被周长义杀死一案。刁小官扮演着可以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判官，可以枉法而断人生死。

　　亦正亦邪人物的出现，一方面牵引狄仁杰断案，惩治恶人，另一方面试探法律底线，以恶制恶充当救世主。当法律严惩的罪犯有善恶之分时，甚至在查出黑恶势力头目“黑焰”竟是自己的亲兄长后，狄仁杰该如何抉择？当情理遇见法理，狄仁杰内心受到重大冲击。他高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让情理大于法理”，在不断的自我修复中，他坚持依律行事，逐渐坚定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信念。他是大唐律法的守护者，不向恶势力低头，不让法律形同虚设，他最终展现出来的是维护法律权威和保护百姓安危的正义和担当。

　　律、令、格、式是唐代的法律形式。据《唐六典》记载，律是对各种违法行为的惩罚条文；令是制度、规章的规定；格是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对律的补充和变通条例；式是官府机构的各种章程细则。律、令、格、式规定了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方面的制度，共同构建了唐代的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罪刑法定精神，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剧集不仅呈现了破案过程，更因其自带的社会性而引人深思，在探讨法理情的过程中，逐渐并着重呈现出狄仁杰及其追随者捍卫公平正义的价值担当过程，更加突出了法治理念和法治信仰，以及坚守法度尊严的艰难。不断升华的法治主题，正是该剧的独到之处。

　　当然，“沙漠追凶案”也暴露出律法的不完善。狄仁杰认为杀敌御寇是士兵的职责，而弑杀同袍则是他们的罪责，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他仍然坚持据实上报，建议依大唐律令对参与哗变没死的士兵作功过相抵后遣返，这个结果在百姓看来与犯罪并无区别。

　　此后，韩咏南因过度开采银矿致人死亡一案证据确凿被处以绞刑，狄仁杰慷慨陈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大唐律令所坚持的。大唐律法要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大唐律法，是因为，它是底线。我们不能够指望我们豢养的恶犬这一次会扑向恶人，那下一次，谁能够保证它们不会扑向善良的我们？正义是我们心中的渴望，而律法就是正义的保障。韩咏南案，我已上书今上，相关的律法条款，会得到修正。”

　　旧瓶新酒，这是剧中狄仁杰思考和复盘后的结果，更是该剧创作者有意为之的思想体现。剧中既有对恶人束手无策的无奈，又有对功不抵过之人的无助，法理情的纠葛，催生了律法的进一步完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实现良法善治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而法理情的有机融合，才能更加彰显公平正义。古往今来，敢于冲破桎梏、守正创新、向上而生，这或许才是法治的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