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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镜
蔡达文老师
2024-09-29 15:29:00  来源:检察日报

  蓦然回首,有的事恍若隔世,有的事犹如昨日。

  1.

  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人了,因为原来的任课老师调离了,学校聘请了一位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叫蔡达文,是位老教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蔡老师穿着挺括的中山装,扣着风纪扣,笑容中带着严肃和和蔼。黑白相间的头发精心收拾过,但不经意间透出一丝秋意。

  蔡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对学生作文写得出不出彩并不是特别在意,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同学的钢笔字写得不规矩,动不动就“出格”。他认为一个人写的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形象,歪歪扭扭的不成体统,“有失脸面”。所以,蔡老师上语文课,课文的讲解时间是可以压缩的,但学生练字的时间则一分钟都不能少。谁的字写得规矩写得认真,他就给高分。要是谁的字写得出格写得潦草,不但给低分,还会嘟囔几句。

  我们班同学中,字写得最中规中矩的要数中林同学,所以中林同学很得蔡老师欣赏,不但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他的作文也经常得高分。小岩同学不知为何,写的字不但歪,还经常跑到格子外边,连累着他的作文也被蔡老师打低分。

  有一回上课,蔡老师布置了抄写的课堂作业,实际上就是练字。他要求大家当堂完成当堂交,他当堂判分。班里一个顽皮的同学出了个主意:让中林拿着小岩的练字本上交,中林的练字本由小岩上交,看看蔡老师怎么判分。

  小岩同学走到讲台边,紧张地把中林同学的练字本递给蔡老师。不知实情的蔡老师透过老花镜瞄了一眼,哦,小岩啊,随手在练字本上给了一个分数。

  随后,中林同学捧着小岩同学的练字本走到讲台边,小心翼翼地递给蔡老师。蔡老师从老花镜后面抬眼看了一眼,哦,是中林啊,在练字本上写了一个分数。

  大家都好奇蔡老师会怎么判分。结果是:中林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判了85分;小岩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给了60分,刚刚及格。同学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蔡老师是“看人给分”的。

  2.

  蔡老师“看人给分”,给的是练字本上的分。对作文,蔡老师还是认真批改的,给出的分数基本公平。

  有一回,蔡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某某”,要求写自己最熟悉最亲近的人。

  大家一般都是写“我的爸爸”,我写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在我的少小记忆中,我是没有爸爸的。从经常入耳的“牢监胚”骂声中,我隐约地知道,我爸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被判刑坐牢了。直到父母都去世之后,我在整理父母遗物时才发现,“文革”中我爸是被“天台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天台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联合以“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之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80年5月,才被天台县法院宣告无罪。

  妈妈没跟我说起我爸为什么被判刑入狱,说了估计我也不懂。她跟我说的是,我爸从家里出走时,我还在她的肚子里。1967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夏天特别干旱,连村边操场上的深水井都见了底,爷爷大清早去打水,都要排队;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地上的积雪比门槛都高,屋檐上密密麻麻地挂满冰钻。在这样的天气里,红卫兵非要让我妈把我爸找回来。

  可我妈也不知道我爸躲在哪里。万般无奈,她把几个月大的我绑在背上,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试着去隔壁的仙居县找我爸的一位朋友。“那天爬山路,山上的大石头笔直地冲我滚下来。那一刻,我想着今日我们母子俩就要命丧黄泉了。”又饥又饿的妈妈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没想到那块大石头,居然就落在我的脚指头前,就差那么一点点……”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妈都心有余悸。

  我爸不在家,家里的重活都落到我妈身上。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哥哥和我,陪伴侍奉着风烛残年的奶奶……我把这些真实感受都写进作文里,蔡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最高分,还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

  3.

  小学我上的是村里的学校。虽然周边十里八村的适龄小孩都来我们村学校读书,但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不是很好。那时上学,学生都要午睡。午睡一般是同桌同学轮流着,一天睡课桌,一天睡凳子。午睡时有的同学会翻身,睡凳子上掉到地上出不了大事,从课桌上掉到地上的同学难免会受伤。学校认为这是教室地面凹凸不平课桌凳摇晃的缘故,就决定用黄泥把教室地面填平。

  我的同桌是女同学,而且是我妈娘家村的,按我妈村的王姓论辈分,我该叫她阿姨或者婆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的辈分比我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同学之间是互不往来互不说话的,连课桌也是楚河汉界划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能“越界”。一次我专心写字,写着写着不知怎地就越了界,同桌女同学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右臂,结果铅笔芯深深地扎进了左手掌心。左手掌心里的铅笔芯印记,好多年之后才得以消退。

  或许是因为记这个仇,这次教室地面平整,乘无人注意之机,我抓了一把湿润的黄泥,恶作剧地塞进了同桌女同学的书包里。女同学发现之后哭了,把状告到了蔡老师那里。

  蔡老师查不出是谁干的坏事,就站在讲台边上吼:“谁干的坏事?给我站出来!”

  心虚的我当然不敢承认,更没勇气站出来。

  “不站出来是吧?”蔡老师一边说着,一边从地上抓起一把黄泥,就往自己挺括的中山装上擦。见还是没人站出来承认,蔡老师一边继续往身上使劲地擦黄泥,一边狠狠地说:“还不承认是吧!还不站出来是吧!我看你还不承认……”

  在蔡老师死杠到底的“狠劲”面前,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4.

  “黄泥事件”后,蔡老师虽然没有处分我,但我感觉蔡老师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不久,我们班要升初中了。那时升初中要先报名,学校先进行身份、资格审查,同意了才可以参加考试。蔡老师不同意我报考,理由是我的读书成绩太差了。

  消息传出后,可把我妈急坏了,她赶紧忙慌地去找蔡老师求情。据说经我妈好说歹说,蔡老师好不容易才改了口,同意我报考初中。此时我才知晓,原来蔡老师也是我妈的语文老师。我妈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蔡老师对她印象极好,看在“曾经的好学生”的面上,勉强同意我报考初中。

  机会来之不易,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给她争个脸争口气。小升初成绩出来,我在班级里名列前茅,我不无得意地跟我妈说:“这下你可以到蔡老师那里吹吹牛了吧?”

  结果挨了妈妈一顿训:“你就是傻!人家蔡老师是在帮我们好不……”少不更事的我,哪知道蔡老师的良苦用心。

  初中我是在公社中心校上的学,蔡老师仍在我们村小学继续代课。后来小学被撤销,据说代课老师都被遣返回家,蔡老师大概也是回他的老家下山村务农了。高中我是在县城上的学,离蔡老师的下山村更远了。

  5.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工作,1991年3月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法制和信息采编工作。某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县政府大院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大门口有一个上访户找我。我很奇怪,问什么名字,答曰蔡达文。

  我赶紧下楼跑到大门口。此时的蔡老师,头发全都花白了,稀疏得像南方初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雪的远山,留着零零星星的雪白。身上挂着一件褪了颜色的军大衣,皱巴巴地留着几丝刚刚捋过的痕迹,嘴角上还有一丝没来得及擦去的白色。

  我把蔡老师接到三楼办公室坐下,给他泡了一杯茶水。蔡老师一边捧着茶水,一边说着事。具体什么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大体记得蔡老师说的是下山村集体的事。

  那时的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不知该如何应对上访,却自以为是地劝蔡老师:“集体的事与你又没关系,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听到我这句话,蔡老师起身要离开。我默默地跟在蔡老师的身后,送他到县政府大院门口。望着他蹒跚离去的萧索背影,我的心一阵抽搐。

  这时我猛然想起妈妈的那句话,“蔡老师是在帮我们”。是啊,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我爸又入狱坐牢,总有那么一些人盯着我们家。我读书成绩好,见不得我家好的人,当然会千方百计使绊子不让我报考。蔡老师说我成绩不好,不让我报考,那些人反而会等着看我笑话:瞧,那个“牢监胚”,连初中都考不上!

  当时我是否给乡里打过电话递过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之后蔡老师确乎没再找过我。再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北京工作,就一直没有了蔡老师的消息。一次在北京遇见下山村的老乡,请他帮着打听蔡老师的消息。老乡传来的消息说,蔡老师已经走了好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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