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有的事恍若隔世，有的事犹如昨日。
1.
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人了，因为原来的任课老师调离了，学校聘请了一位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叫蔡达文，是位老教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蔡老师穿着挺括的中山装，扣着风纪扣，笑容中带着严肃和和蔼。黑白相间的头发精心收拾过，但不经意间透出一丝秋意。
蔡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对学生作文写得出不出彩并不是特别在意，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同学的钢笔字写得不规矩，动不动就“出格”。他认为一个人写的字，代表着一个人的形象，歪歪扭扭的不成体统，“有失脸面”。所以，蔡老师上语文课，课文的讲解时间是可以压缩的，但学生练字的时间则一分钟都不能少。谁的字写得规矩写得认真，他就给高分。要是谁的字写得出格写得潦草，不但给低分，还会嘟囔几句。
我们班同学中，字写得最中规中矩的要数中林同学，所以中林同学很得蔡老师欣赏，不但担任了语文课代表，他的作文也经常得高分。小岩同学不知为何，写的字不但歪，还经常跑到格子外边，连累着他的作文也被蔡老师打低分。
有一回上课，蔡老师布置了抄写的课堂作业，实际上就是练字。他要求大家当堂完成当堂交，他当堂判分。班里一个顽皮的同学出了个主意：让中林拿着小岩的练字本上交，中林的练字本由小岩上交，看看蔡老师怎么判分。
小岩同学走到讲台边，紧张地把中林同学的练字本递给蔡老师。不知实情的蔡老师透过老花镜瞄了一眼，哦，小岩啊，随手在练字本上给了一个分数。
随后，中林同学捧着小岩同学的练字本走到讲台边，小心翼翼地递给蔡老师。蔡老师从老花镜后面抬眼看了一眼，哦，是中林啊，在练字本上写了一个分数。
大家都好奇蔡老师会怎么判分。结果是：中林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判了85分；小岩上交的练字本，蔡老师给了60分，刚刚及格。同学们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蔡老师是“看人给分”的。
2.
蔡老师“看人给分”，给的是练字本上的分。对作文，蔡老师还是认真批改的，给出的分数基本公平。
有一回，蔡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某某”，要求写自己最熟悉最亲近的人。
大家一般都是写“我的爸爸”，我写的是“我的妈妈”，因为在我的少小记忆中，我是没有爸爸的。从经常入耳的“牢监胚”骂声中，我隐约地知道，我爸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被判刑坐牢了。直到父母都去世之后，我在整理父母遗物时才发现，“文革”中我爸是被“天台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天台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联合以“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之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80年5月，才被天台县法院宣告无罪。
妈妈没跟我说起我爸为什么被判刑入狱，说了估计我也不懂。她跟我说的是，我爸从家里出走时，我还在她的肚子里。1967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夏天特别干旱，连村边操场上的深水井都见了底，爷爷大清早去打水，都要排队；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地上的积雪比门槛都高，屋檐上密密麻麻地挂满冰钻。在这样的天气里，红卫兵非要让我妈把我爸找回来。
可我妈也不知道我爸躲在哪里。万般无奈，她把几个月大的我绑在背上，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试着去隔壁的仙居县找我爸的一位朋友。“那天爬山路，山上的大石头笔直地冲我滚下来。那一刻，我想着今日我们母子俩就要命丧黄泉了。”又饥又饿的妈妈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没想到那块大石头，居然就落在我的脚指头前，就差那么一点点……”每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妈都心有余悸。
我爸不在家，家里的重活都落到我妈身上。她含辛茹苦地养育着嗷嗷待哺的哥哥和我，陪伴侍奉着风烛残年的奶奶……我把这些真实感受都写进作文里，蔡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最高分，还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
3.
小学我上的是村里的学校。虽然周边十里八村的适龄小孩都来我们村学校读书，但学校的办学条件并不是很好。那时上学，学生都要午睡。午睡一般是同桌同学轮流着，一天睡课桌，一天睡凳子。午睡时有的同学会翻身，睡凳子上掉到地上出不了大事，从课桌上掉到地上的同学难免会受伤。学校认为这是教室地面凹凸不平课桌凳摇晃的缘故，就决定用黄泥把教室地面填平。
我的同桌是女同学，而且是我妈娘家村的，按我妈村的王姓论辈分，我该叫她阿姨或者婆婆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她的辈分比我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男女同学之间是互不往来互不说话的，连课桌也是楚河汉界划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能“越界”。一次我专心写字，写着写着不知怎地就越了界，同桌女同学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右臂，结果铅笔芯深深地扎进了左手掌心。左手掌心里的铅笔芯印记，好多年之后才得以消退。
或许是因为记这个仇，这次教室地面平整，乘无人注意之机，我抓了一把湿润的黄泥，恶作剧地塞进了同桌女同学的书包里。女同学发现之后哭了，把状告到了蔡老师那里。
蔡老师查不出是谁干的坏事，就站在讲台边上吼：“谁干的坏事？给我站出来！”
心虚的我当然不敢承认，更没勇气站出来。
“不站出来是吧？”蔡老师一边说着，一边从地上抓起一把黄泥，就往自己挺括的中山装上擦。见还是没人站出来承认，蔡老师一边继续往身上使劲地擦黄泥，一边狠狠地说：“还不承认是吧！还不站出来是吧！我看你还不承认……”
在蔡老师死杠到底的“狠劲”面前，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4.
“黄泥事件”后，蔡老师虽然没有处分我，但我感觉蔡老师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不久，我们班要升初中了。那时升初中要先报名，学校先进行身份、资格审查，同意了才可以参加考试。蔡老师不同意我报考，理由是我的读书成绩太差了。
消息传出后，可把我妈急坏了，她赶紧忙慌地去找蔡老师求情。据说经我妈好说歹说，蔡老师好不容易才改了口，同意我报考初中。此时我才知晓，原来蔡老师也是我妈的语文老师。我妈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蔡老师对她印象极好，看在“曾经的好学生”的面上，勉强同意我报考初中。
机会来之不易，妈妈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给她争个脸争口气。小升初成绩出来，我在班级里名列前茅，我不无得意地跟我妈说：“这下你可以到蔡老师那里吹吹牛了吧？”
结果挨了妈妈一顿训：“你就是傻！人家蔡老师是在帮我们好不……”少不更事的我，哪知道蔡老师的良苦用心。
初中我是在公社中心校上的学，蔡老师仍在我们村小学继续代课。后来小学被撤销，据说代课老师都被遣返回家，蔡老师大概也是回他的老家下山村务农了。高中我是在县城上的学，离蔡老师的下山村更远了。
5.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老家工作，1991年3月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从事政府法制和信息采编工作。某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县政府大院传达室打来的电话，说大门口有一个上访户找我。我很奇怪，问什么名字，答曰蔡达文。
我赶紧下楼跑到大门口。此时的蔡老师，头发全都花白了，稀疏得像南方初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雪的远山，留着零零星星的雪白。身上挂着一件褪了颜色的军大衣，皱巴巴地留着几丝刚刚捋过的痕迹，嘴角上还有一丝没来得及擦去的白色。
我把蔡老师接到三楼办公室坐下，给他泡了一杯茶水。蔡老师一边捧着茶水，一边说着事。具体什么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大体记得蔡老师说的是下山村集体的事。
那时的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不知该如何应对上访，却自以为是地劝蔡老师：“集体的事与你又没关系，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听到我这句话，蔡老师起身要离开。我默默地跟在蔡老师的身后，送他到县政府大院门口。望着他蹒跚离去的萧索背影，我的心一阵抽搐。
这时我猛然想起妈妈的那句话，“蔡老师是在帮我们”。是啊，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我爸又入狱坐牢，总有那么一些人盯着我们家。我读书成绩好，见不得我家好的人，当然会千方百计使绊子不让我报考。蔡老师说我成绩不好，不让我报考，那些人反而会等着看我笑话：瞧，那个“牢监胚”，连初中都考不上！
当时我是否给乡里打过电话递过话，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之后蔡老师确乎没再找过我。再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北京工作，就一直没有了蔡老师的消息。一次在北京遇见下山村的老乡，请他帮着打听蔡老师的消息。老乡传来的消息说，蔡老师已经走了好些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