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物质为基础。可我就是不信，再经济利益甚嚣尘上，人能没有精神需求？那么，你是否有一张爱看的报纸？这张报纸里是否有一篇让你难忘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是否有一个让你难忘的人？

　　我有一张爱看的报纸《检察日报》，《检察日报》里有一篇让我难忘的文章《证实一种象征的意义》，《证实一种象征的意义》里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人物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检察长刘长江。

　　在《检察日报》的众多栏目中，我爱看“绿海”副刊。1999年2月28日，我看到“中国执法者”（现为“中国检察故事”）栏里的那篇文章。多少年过去了，一张泛黄的报纸，一篇文风朴实的文章，一个基层院检察长的故事，每读一次，我都会感慨良多。人生之事，生死为大。可刘长江身患“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一边化疗医治，一边带领干警工作，屡获省市先进，并“越狱”成功，战胜了病魔。那是一种为着检察事业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一往无前精神和实证的胜利。

　　《检察日报》的主要读者是检察干警。他们大部分工作在基层院，从事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他们大多不曾办过大案，不曾做出突出成绩。但他们每天平凡的工作，却是支撑我们检察事业的基础。他们在检察岗位上，挥洒青春，流淌汗水甚至不惜付出生命。《证实一种象征的意义》写出了基层干警的奉献精神，也让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我想，龙平川一定是一个接地气、了解基层干警甘苦的记者，要不他不会用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感情写出跟基层干警如此贴近的故事来。

　　2015年12月15日下午，我接到《检察日报》一个编辑打来的电话，说我的一篇稿件准备发表，让我把附的照片重发一下。我一阵高兴，告诉他得下了班回家以后。他说可以，不急。闻言，我就感到这是一个热情的编辑。回家，我立即打开电脑，找出照片发了过去。他显然是一直在等着，马上又来电话，说不行。让我不要贴在文档里发，直接发照片。我再发一次，他又来电话，说这回发对了。第二天，6版“法律人的大学”栏里就发了附着我照片的文章《32年前，一个小法警的第一步》。看编辑，我才注意到，我遇到了那个我一直记着的作者。

　　2018年6月，我到衡水参加第十九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一天，在宾馆门口，我对凌源的陆宝华说：“这次或许能见到龙平川。”宝华抬头示意一下，说：“那就是。”前边不远处一个年轻人似的，他脸色古铜，尽管戴副眼镜，却不“文”也不“雅”。我心想，倒是与他的那篇文章的文风一样朴实。我跟他碰到一块时，跟他说他的那篇文章。他嘿嘿一笑说，那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得。又说写得粗糙。他说的那么真，没有一点矫情。

　　平川活泼。笔会期间，主办方安排大家体验5D，览胜河北名胜。“飞行前”有人犹豫，而他“嗷”一声坐到了“飞行椅”上，他是在逗乐。他还照相。参会人员都轻装参观的时候，他却身上大包小包的，几乎给每位参会者都拍了照。发到会议群里，大家一片称好。我在会上挺好的一张，就是他拍的。

　　年底，他给我打电话，问我的身份证号码。说报社付稿费财务上要。我说，你给我的文章增色不少。他又笑说，那是你的底子好。我说的是12月21日发在6版上的《司各特的赶牛案》。

　　他就是这样热情、活泼、真诚。你看他把那版面编得也颇为热情、活泼、真诚。进而吸引着跟他一样热情、活泼、真诚的作者。我想他们背后更多的是，像他们一样的读者。他和他的作者为社会奉献着当下我们还十分缺乏的热情、活泼和真诚。

　　还有一位编辑，我记忆深刻。那是2001年12月的一天，孙编辑的电话打到了办公室。原来，我给副刊“回眸军旅”栏投稿《一本词典》，按要求寄了照片，却忘记对照片作说明了。她在电话里慢慢地、一句一句问我那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因何拍摄的。直到弄清她需要的内容，才把电话轻轻地挂断。第二天，我的那篇小文，附着我穿军装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就发表在了《检察日报》上。第一次在《检察日报》发稿，我就为他们工作认真、对作者负责的态度所感动。

　　2005年6月24日6版，有一篇孙丽为一位检察系统作者的书写的序。其中写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专业作家真正走进了检察官这个角色的心灵深处”。接着又一句：“承担此责任的人物，只能从检察官当中产生。”这是很给人鼓励的句子啊。读罢，一种舍我其谁的意识常在心中涌动。

　　这么多年来，我努力把自己工作中的点滴记下来，希望有朝一日将它们作为素材融进我的、能走进检察官心灵深处的文学作品中去。原来，人美好的幻想，或愿望，却是可以在这不经意间产生的呵。

　　其实，“绿海”的其他编辑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为这个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社会，增添着精神食粮。“绿海”曾以她的鼓励给我动力。如今“绿海”走过了800期，于他们来说不也是一个前行的动力吗？

　　那好，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一同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