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五月鸣蝉”之兴；《楚辞卜居》中又有“蝉翼为重，千钧为轻”之喻；《庄子秋水》中又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讽；《说苑正谏》中更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警。此外，在荀子的散文中，也曾喻蝉明理：“人有明德者，则天下归之，若蝉归明火也。”

　　《后汉书》记载：蔡邕在陈留，邻人邀他小宴。他行至邻舍，忽闻琴声，遂大惊而遁返家门。主人追来问他，他说：你既请我吃酒，何以琴中有杀机？弹琴者解释说：“我在弹琴时，忽见螳螂在蝉之后，我怕它伤害蝉，才以琴声相警，这莫非是有杀心而形于声吗？”蔡邕听了，腹疑冰释。此后，蔡邕又观蝉听蝉多日，有感而命笔，遂开我国《蝉赋》体之首章。

　　蝉与文学的关系盘根错节，难斩难分。据不完全统计，仅至明代止，写有著名蝉诗、蝉赋者，最少也近70家。

　　到了“五四”以后，蝉作为诗的题材少了，但将其作为散文题材来写，则大有新兴之势，并且因为写蝉，还引起过轩然大波。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写到了月夜蝉鸣，于是另一位文人，便以黑夜并无蝉声为题，与他在报刊上打了几个月的笔仗。为此，一向“锱铢有辨”的朱自清，多次于深夜栉风沐露，聆听蝉音；及至已证明自己正确时，又专门去请教著名昆虫学家刘崇乐，彻底弄清月黑蝉噤、月朗蝉唱的科学道理，写出《关于“月夜与蝉声”》这一雄辩文章，结束了这场论战。

　　文学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剖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在自然界，蝉声极易撩拨文人的心弦。当万虫齐鸣时，蝉声最为亢厉；而当万籁俱寂时，蝉声则更为清远，遂有“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之感，又有“黄莺紫燕寂无喧，新声最好是闲蝉”之赞。文学既然是能动地反映现实，那么，作者在写作时，便不会仅作自然主义的叙述，而必然是“物以情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写蝉以言情、颂蝉以喻志，蝉声与心音便溶释化一了。

　　不过，古人将蝉尊为“至德之虫”，怕也有过誉之嫌。如若把蝉、蝉声，喻作文人自爱与文学创作的一挂警铃，也许会更有意义吧。（吕雪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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