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外交往的增多，当代中国人的权利观念不仅已然觉醒，更达到了飞速进步的阶段。早前高铁上有人不能忍受邻座的泡面味道，愤而狂怼一番，内心是说其权利受到了侵犯；近来有某“学霸”明星被曝学术不端，也发表声明要求网友和自媒体立即停止传播不实消息，潜台词也是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检视近年来民事诉讼，亲吻权、悼念权、同居权、相思权等各种新兴权利诉求层出不穷，权利的内涵已经从物质经济层面，发展到了精神、思想的层面。这些现象，当然反映出人们依法维护权利观念的进步，但在同时，也能发现时代变迁中人们对权利认识的某些错位，这需要我们从权利观念的文化渊源中予以理解。
权利，实际上是个外来的概念，中国文化中原本没有现代“权利”一语。学者何怀宏指出，我们的祖先一般不直接谈权利，而是谈“忠恕”，“忠恕实际就是在我心里放着他人的权利，忠恕就是在我眼里他人应当享有的同等自由，忠恕就是限制自己而保证别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不是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追求权利与自由，而是注重自我的道德要求，在自我的义务基础上，延伸出他人的权利，故成为社群主义的、互谅互让的权利观。这就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为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承担有限的义务，或作出适当的容忍与克制，这也正是胡适、殷海光论说“容忍与自由”的要义。当然，这种要求主要是从道德自觉而言的，它不能只是生发于人的内心，还应该有社会制度的大体公正。
在语词的层面，古人也谈权利，但却多是将二者分别论述。权主要指权力、权势，特别是在法家的语境中。商鞅认为国之所以治者，是由于权、法、信，法律是君臣共同遵守的，权“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故此“权”主要是指君权，而非“民权”。至于“利”，则常常与“私”并举，与法治所倡导之“公”相对。所谓人之性恶，“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也”（《荀子性恶》），要避免好利之争，就必须学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孔子谓“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程子解释说，“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即利和“义”难以并存的，利不过是人情之所欲，君子应追求符合天理之“义”。黄宗羲区分了私利与公利，“有生之初，人各有自私也，人各有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明夷待访录》）贤明的君主应该“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只有兴天下之利，以人民的利益为指向来施政，才是理想的政治。然而，黄宗羲所谓“利”，主要还是指利益，与现代法治中的权利并不相同。有个别情况下，权利被并用，如“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荀子劝学》），但意思主要是权势和货财，不同于现代意义之权利。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权利作为一个新词才被引入中国社会。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率先采用了权利一词。这个词又在日语中使用，经由日本法学学者的传播，遂逐渐扩展开来。当时丁韪良在凡例中有一说明：“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故时人认为“本分”是权利的实质，而本分意为“全己之本性，与不损害于人”（李贵连：《话说“权利”》）。热心西学的梁启超专门论述过权利，他认为生命和权利构成人的两个要件，生命为人之自然要件，而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社会要件，他申述说，“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则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要也。”他进而认为，权利意识，或者一个人对权利的自觉性，成为衡量一个人品格高下的标尺。从梁启超的总体思想来看，他论说权利，虽然也包含个人自主性、道德良知等意涵，但主要还是从宪法和政治民主之民权的意义而言的。
可见，近代学人对于权利观念的认识有诸多差异，就其要者，权利作为“分”，不仅指利益，还意指该做或不该做的事，内在包含“理”和“义”的标准。但如王赓武教授所言，这两个字在中国已经有固定的意义，“权”和“利”勉强地合在一起，似乎是指“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指“特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是一场自私自利的权力游戏了。因此，近代初期的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对“权利”这一概念并没有太多正面的认识。
事实上，权利在西方思想史中，有着自身的意义谱系。权利最早被看作是自然的、内在的，本质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不可让渡的，即“自然权利”。由于这种权利超越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法律领域，不是由于国家的权威、立法机关的宣告而存在，因此它是自然的。随着国家和法的出现，人们对权利的内涵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奥斯丁、耶林等人认为权利是法律规范着的利益，范伯格认为权利是合理的或合法的要求，或者正当有效的要求；格劳修斯认为权利概念的要义是资格，你有权享有某物，是因为你被赋予了享有它的资格；更多的学者将权利与自由联系起来，康德说，“权利的概念，并表示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的愿望或纯粹要求的关系，不问他是仁慈的行为或不友好的行为，它只表示他的自由行为与别人行为的自由的关系。”德语中，法律与权利兼用同一语词，故黑格尔多次论述作为理念自由的“法”，实际上更多是指向英语中的权利（right），故权利包含着人的自由意志，在此意义上权利才构成人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说，权利尽管包含着利益，但它更是与自由、正义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现代法律的基础。
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权利的本质有诸多新的阐释。马克思批判自然权利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普遍的自由，“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权利而已。”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导致了特权现象，“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物质生存条件下，法律不过是维护社会经济基础的阶级利益的工具，并不能平等地维护普遍的权利。马克思认为，权利是一种法的现象，根源在于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是一定社会关系之中人之主体意识的相互确认。故社会生活发展时，权利意识与权利关系必然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权利和义务的内在关系，“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在数量上是等值的，在结构上是对立统一的。在根本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权利的自由，本质还是实践，自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促进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的辩证统一，这也是思考权利内涵的基点。
正是在自由、公正的意义上，权利与司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寻求司法的帮助，往往是因为权利受到侵害，渴望获得公正；司法机关依法提供有效的救济，自然也是职责所系。但是，人们对权利的诉求，也需要有合理的自省。从中国自身文化的角度，我们需要看到，权利的主张不能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利益和自由，还应该考虑他人与社会的整体，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的文化是伦理本位，互相以对方为重，不是西方的个人本位、权利观念，“权利心重，义务念轻”（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必然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利观出发，则需要认识，任何权利都受制于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合理合法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但不应该过度地追求超脱物质生活条件的“权利”。在当代中国，特别是要注意到城乡二元结构下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应该以某种片面的标准作为权利主张的基础，而需要充分注意社会生活的实际，能够推己及人、仁恕利人，在尊重他人权利、履行适当义务的基础上，推动权利保障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