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忏悔录,已被列入2015年反腐败“任务清单”。事实上,每一个落马官员、每一份忏悔录,都是一次信仰的失落、利益的纠缠、人性的扭曲,在权力失范之下的全暴露。落马官员以忏悔录形式写成的警示教材,应当成为各级党员干部引以为戒、端正衣冠的镜子。
为此,半月谈编辑部特别策划刊发“忏悔录里看腐败”系列报道,组织记者独家获取、深入挖掘典型案例。这里刊发的一组两篇文章对湖南交通系统3名厅官和安徽3名县官的忏悔录予以整理剖析。这些忏悔录,既详细勾画出落马官员腐化蜕变的行为劣迹,也反映了案发前后其面对人生剧变的心灵轨迹,更折射出系统性腐败和塌方式腐败背后的权力运行漏洞、官场潜规则和不良政治生态。
忏悔实录一:高风险职位频发塌方式腐败
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5000余万元,已于2014年11月开庭审理。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功绩无法为“失足”买单,权力欲使人在陶醉中沉沦
冯伟林、邹和平、陈明宪3人的权力之大、资金支配之巨,不容小觑。从自信到自负,从自满到骄狂,内心的贪欲在失控权力的牵引下,越来越张狂,最后翻车落马。3名厅官都出身贫寒,也曾努力工作,甚至成为专家型干部。能够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付出了大量心血。然而,工作业绩也无法抵消他们犯下的罪过。
陈明宪:带走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为湖南交通“十五”计划任务圆满完成,为“十一五”发展作好铺垫、打好基础。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我自1995年5月开始任路桥总经理,6年间,党政职务一肩挑,一呼百应威信高,这种权力欲使人陶醉,令人飘飘然。尽管这时候我还比较谨慎,还能以事业为重,但这种对权力的倚重和争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与日俱增。
冯伟林:我在高墙里、在忏悔中度日如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出身比较苦。党把我培养成一个副厅级干部,我情系高速,倾注汗水。但是我最终走向了反面,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深知自己快到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为他人打招呼、揽业务而收取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
近些年,湖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投资量多达数千亿元。作为手握大权,一个招呼、一个条子就可使人一夜暴富的厅官们,自然成为各路人马竞相拉拢甚至腐蚀的对象。
邹和平:多年来,我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招投标,为一些施工队伍和个人在交通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上打招呼、揽业务,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我从中获取了大量钱财。
陈明宪: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帮忙帮忙,把自己帮进牢房。2008年南方冰灾后,湖南掀起了一场一举甩掉湖南高速公路落后帽子,3年开工建设43条共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新高潮。5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3000多个亿。于是,各路老板纷纷涌进湖南,谁都想分一杯羹。
短兵相接,各显神通,关系成了灵丹妙药。谁有关系谁就能执牛耳,谁就会成为赢家。而处于关系网中心位置的我,就成了各路老板的座上宾。那些长期以来在高速公路市场上拉皮条当中介的对我更是趋之若鹜。
一般来讲,视工程难易程度、国内施工企业的水平和速度及业主对工期要求的高低,湖南高速公路标段的划分都是1～3亿元(一个标段)左右。同时,按照国内中介费用的潜规则,中介费一般为工程合同价格的3%-5%。假定这个标段合同价为2亿元,那么中介人可提成600万到1000万的中介费,只要搞定一个标段,那他就一夜致富了。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讲感情、爱面子、肯帮忙。我在给别人打招呼时,根本没有想后果,答应了即办。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当面交办。如果正好业主(项目经理)在场就三头对六面交办,如果不在,打个电话叫过来,当面交办。二是批条子。从未顾及留下什么把柄,就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是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业主,电话里头交办。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短平快,分把钟就给办了,所以事后也忘记得快。
现在想想,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交友不慎会让你吃尽苦头。就是在帮这些所谓的“朋友”打招呼帮忙的同时,我忘掉了党性,忘记了原则,忘记了党纪国法!
“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记者后记
古人说:“天下富贵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过于无忧,富莫过于知足。”无论是冯伟林、邹和平还是陈明宪,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终究自食恶果。就像陈明宪在其忏悔书中写的:“当你手中有了权力,权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时候,这时候的权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为。”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社会,用不好则伤人、伤己、贻害社会。冯、邹、陈如此下场,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监督应当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笼子,将权力紧关,才能真正减少如湖南交通系统这样的塌方式腐败,才能真正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半月谈记者 陈文广 史卫燕)
忏悔实录二:“一霸手”权力游戏玩转县域
权力变现两大路径:卖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半月谈记者最近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为一些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也为一些开发商的拆迁和楼房预售单独吃过“小灶”,还为一些给我送钱的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到萧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半年多之后,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来。
晏金星: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刘家坤:我利用手中权力,以情妇为工具,收受太和晶宫集团董事长1300万元作为上海购房款。该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审计、房地产开发中碰到诸多方面的困难,如与地方铁路矛盾、缓交出让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应地帮其解决困难谋取利益。
思想底线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毋保良:参加工作30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金钱就是实力的体现,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同时也认为,自己工作大半辈子,趁自己有权有势,多捞点钱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贪婪和恐惧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我弟弟开办酱菜厂,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以便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自作聪明地认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到了2008年初,面对收受的如此多的钱财,我的恐惧心理逐渐加重,贪婪、侥幸和恐惧三种心态在激烈斗争。在这种混合的心态支配下,我玩弄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花招。一是把酱菜厂搞股份制,以我朋友的名义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并安排我弟弟在以后组织调查时谎称其余股份都是他赚的钱。二是把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人送的钱,数额较大的钱和“口碑”不好的人送的钱,能退的退掉,以舍去一部分非法利益来达到保全另一部分非法利益的目的。
2012年春节前,我感觉组织上在调查我的腐败问题,心里十分害怕、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退赃,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还指使妻子转移财物,和个别送钱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还多处找关系试图阻止组织调查。
刘家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在我身上变成“权为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乐所系”。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一名女商人婚外恋,并且非婚生育一名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我和情妇整日忧虑重重,一有风吹草动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害怕组织查处,媒体曝光。为了孩子上学不受人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在上海为其买房用于生活学习。看到所住小区豪车出入,个个名牌、珠光宝气集一身,很是羡慕。加之我的年龄、职务任期将要结束权力生活,便利用权力乱伸手,收受了一笔笔贿赂。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刘家坤:在县内外都知道,太和县的工作没有刘书记的支持是干不成的,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晏金星:我拥有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拨付调度的决策权。由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加上个人私欲膨胀,久而久之,问题积累越来越多,到被举报查处后悔已晚。
毋保良: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人给我提意见,更没有人给我指出我身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我成为始终处在没有人监督的“真空”之下的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刘家坤: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毋保良: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记者 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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